[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本文试着对其发展过程进行描述，以充分了解我党的智慧结晶。
[关键词]工农武装割据；农民；理论智慧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许多人在从事工人运动和统一战线的工作中，提出了“怎样做中国革命”的问题，为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和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用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中国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复兴中国革命大业，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一次历史性抉择。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了低潮，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国民党右派叛变了革命，民族资产阶级退出了革命上层，小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只有工人农民和贫苦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仍然坚持革命斗争。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遭到重大挫折，革命运动被迫转入地下，党在全国范围领导了数次起义，由于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大国，革命力量有回旋的余地，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就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坚持和发展起来。
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但如何存在和发展？有相当力量的正式革命武装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必要的主观条件。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革命武装，便不能造成割据局面。在革命的武装中，必须要有相当力量的红军作骨干。如果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将难以打败敌人的军事“围剿”，红色政权则不能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指出，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1]。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还因为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中国革命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并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是受第一次大革命影响的南方地区，如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这是大革命时全国工人农民运动最发达的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在这些地区发生，许多根据地也首先在这些省建立。红色政权为什么首先出现在南方？大革命的广泛影响，造成了较好的群众基础。红色政权首先出现在南方的原因，就是因为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这些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造成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因此，革命力量转入农村后容易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的基本内容，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进行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最有力的工具。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战略基地，是开辟土地革命，实行武装斗争的基础和依托。三者相辅相成，是有机的统一体。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成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红军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日益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主要战略基地，中共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也日益深入。要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问题，必须着眼于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刻分析，立足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及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是普遍真理，但是如何实行暴力革命却没有统一的模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冲破禁区，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党内一些同志之所以长期固守“城市中心论”的观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上的教条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结论和外国的革命经验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照搬照抄。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成长的这段时间里，我党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每次都照搬俄国经验，坚持城市中心论，把俄国经验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然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即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才能最后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在于他们立足于国情，敢于冲破禁区，勇于探索真理，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的结果。1929年9月，周恩来在《九月来信》中关于中国革命应“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的论断，已包含着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探索。[2]毛泽东相继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国农民问题》、《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等著作。此期间,他还担任全国农民运动的领导工作,起草文件,发表演讲或报告,指导农民运动。这些著作、演讲、报告等集中论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一当时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阐明了解决农民政权问题、武装问题及土地问题的行动纲领。
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科学分析了农民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他指出,广大农民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所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推翻这个基础,广大农民是乡村反对地主阶级统治的民主势力。“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根据这一分析,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的重要思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的斗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是在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独特实践基础上写出的，为后来提出和解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写了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通信，在这篇通信中，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斗争的实践经验,汲取了其他根据地的有益经验，明确的指出中国革命不可能像十月革命那样，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而是要通过红色政权来创造红军，使之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
毛泽东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走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不同的道路，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着重分析并解决了四个问题：第一， 必须认清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殖民地，这个决定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特点。第二， 这个国情特点决定了中国农村红色政权建立和发展的必然性，以及他在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中的重要性。第三， 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只有农村革命根据地波浪式的向前扩大，“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至于全世界然”。第四， 从全国各种阶级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出发，论证了革命高潮必将很快到来，而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3]这是最初确立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标志。
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由以下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外部无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内无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义压迫，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第二，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总人数的80%以上，这就决定了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工农武装割据”正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第三，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的多次奋斗也说明，革命在城市迅速恢复并首先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而广大农村却是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区，共产党人必须而且有可能首先占领农村，使之成为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出发点。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走中国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道路来争取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独特性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创造，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指明了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继续前进并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人民解放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2版，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毛泽东选集》2版，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邓小平理论》第二卷，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