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结构
蒋介石在大陆时，中央政府的势力范围仅限于浙江、江苏及其邻近省份，北方最多到济南，不包括青岛，就这么一点范围，南方广东都还是半独立状态。
蒋介石在中央掌握了军队与党务系统，党务是由陈家（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控制，后来才建立起可以和陈家相互竞争的小组织，但陈家的力量依然根深蒂固。他最主要是收编了政学系以及一批从海外回来的人，包括段锡朋、罗志希等等，这就是他的文人干部。这些人与几个大学的理论派经济学家关系不大，实际参与南京经济发展的有资源委员会的人，以及银行界的人马。
银行界人马又分成两批，一批是中国银行张嘉璈带下来的老人，一批是中央银行宋子文带出来的新人。中国、中央、交通、农民是通称的“四大银行”，其中交通银行是从北洋政府手上收编来的，农民银行则是陈家兄弟打算向土地扎根所设立的。四大银行中，农民银行最弱。大四行如此，另外还有民间控制的小四行，以江浙财团为主体。大小四行财团配合资源委员会，两拨人马交相接错。
海关是这两大势力的边缘，抗战以后开始管制外汇，因为已经收不到多少关税，官僚体系也已经萎缩，只能靠外汇和后来的美援。这几拨人马撑起蒋家的局面。
重整政权
蒋介石到台湾时，CC的骨干绝大多数都过来了，以“立法院”为基地，但是CC本身既没财也没军，也没有技术官僚，更没有学术人才，四大皆空，所以在台湾弄不起来，只能在“立法院”里呼风唤雨。
“中华民国”“宪法”上的行政首长本来是“行政院长”，偏重内阁制，蒋家因为“立法院”不时搞些小动作，搞不过这批人，于是干脆拿“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做借口，由“总统”独揽大权。
资源委员会来的人非常少，最具代表性的是石油、电力等公司的几个技术官僚。为了适应台湾的特殊环境，他们必须收罗一批懂日文的人，也就是在资源委员会与“美援会”系统以外，再网罗一批人才，包括孙运璿在内。孙运璿毕业于东北哈尔滨工业大学，抗战前就在电力公司做事。除了中油和电力公司以外，招商局也有一批从盛宣怀时代就一代代传下来的老人。
所以，基本上蒋介石带来台湾能够用的人并不多。学术界除了从北京用飞机接出来的几个人之外，就是史语所，此外还有从广东到香港辗转来台湾的一批人。
当时真的是七零八落，重组的结果是宋子文系统没有了。在这当中财经人员有个大的新联合，俞鸿钧、严家淦，以及上海霍宝树这批人进来了，其中年纪最轻的就是王蓬。他们在大陆的工作都和美援有关，先父（许凤藻）在厦门海关也管理外汇，本来还兼管台湾部分，后来陈仪不让他管，坚持台湾部分由自己人的台湾省财政厅长严家淦径自负责。
有了这批人马之后，再透过林继庸联系一些与当年迁川工厂有关的人，零零碎碎拼成一个经济班子。这其中有个人才非常可惜，他叫胡光麃，是四川人，相当能干，四川的背景到了台湾，全无用武之地，但他又心高气傲，不肯将就。
陕西纺织业的源头是抗战时搬过去的无锡纺织厂。石凤翔原是湖北人，在陕西发迹，他拿一些特权交换当地资源，尤其是棉花。他以为：“你无锡能赚钱，我为什么不能赚钱？”结果成了西北的纺织业大亨。
基本上，这个大联合的底子很薄弱，迁川工厂最大的一批，基地都在长江三角洲，抗战胜利后，这批人因为伪币与法币之间汇率的改变，吃了大亏，对国民党政权非常不满，所以几乎没有人过来，他们有的到香港，有的上了外洋，有的向共产党靠拢，变成民族资本家。
在这个情况下，台湾的财经建设重新起步，尹仲容做了第一棒，后来他又联合严家淦，形成企业与财经总结合，对帮助本地企业家站起来有相当的功劳。
本地企业家的本钱是土地改革之后，拿日本公司的财产赔偿给他们，给他们股权，也就是将台泥、台纸、工矿、农林四大公司转移民营。台湾银行在陈仪时代取代了中央银行发行钞票，日治时代的华南银行、土地银行、彰化银行、第一银行等台湾四小行，跟官家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仔细看看“二二八事件”以前这四家银行的股东是谁，后来的股东又是谁，就晓得谁在“二二八事件”中得了便宜，谁要铲除谁了。拿这个名单比一比，就晓得谁是真正提供名单，以及搞出后来整肃的人，这就是“二二八事件”最重要的关键。陈仪和一些回台湾的“半山”（指原籍台湾，日治时期前往中国大陆读书、就业或参与国民革命，战后随国民党返回台湾的台湾人）互相利用，对地方菁英进行清算和迫害。
陈仪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希望把台湾治理成独立王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所以他拉拢的是国社党（后来的民社党）、青年党，不要国民党。这些人以夏涛声、沈云龙为代表，看看当时转换的痕迹，后来唯一存在的几个杂志，一个是新办的《自由中国》，另外一个是民社党跟青年党合作的杂志《民主评论》。
在军队方面，当初是靠孙立人的一批人马，因为陈仪什么人都不要。彭孟缉是高雄要塞司令，在中国军队系统里，要塞司令是很差的职务，不能在前线建功立业，除非像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一样，把炮台卖了，否则只能干坐冷板凳，永远升不了官。
彭孟缉在同期的军人里算是坐冷板凳的，但他是光复后国民党在台湾唯一可以直接指挥的军人。当初是海军上不了岸，空军下不了地，空军飞机不敢留在台湾的基地，嘉义空军基地只有一连守卫队。后来发生“二二八事件”，由国军第二十一师开进南投，攻打钟逸人的二七部队。钟逸人原本以为有山地青年在南投接应，但他搞错对象了，日月潭的邵族人数本来就少，更没有几个人会打仗，山地青年有枪，是当年南洋军夫里面最大的一批，但他们的枪支都相当原始，派出所的枪支比较先进，山地青年难以取得。
等到大批大批部队一波一波过来以后，凡是非黄埔系军队都被裁掉，青岛撤退的部队抵达高雄，刚下船就被缴械，混合编制后，再安插到其他部队里。那时候还是靠孙立人压住阵脚，连黄埔嫡系的刘玉章部队也全部解散，重新组建成统一的军队。
早期蒋介石用的高级军官，例如“参谋总长”等，非海军即空军，不用陆军，海、空两军都有他自己的人马，像黎玉玺、周至柔、王老虎（叔铭）等人，陆军的人派不过来，本来的参谋团也散了，因为他不相信人家。
陈布雷自杀对蒋介石是很大的打击，后来他身边一直没有像样的智囊团队，他对知识分子有疑心，使得他对王雪艇这些不能不用的人，始终不信任。另一方面，他靠张岳军（群）等人，从日本拉来一个参谋团——白团，帮他做幕僚工作，大战略则完全靠蒋夫人跟美国联系，北拉韩国，南结菲律宾，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的囊中物。
当年台湾的外在形势不见得比现在好到哪里去，所以蒋介石必须用一些知识分子，一环是叶公超等老外交家，一环是像沈昌焕这些府中的人物。这两批人始终水火不容，叶公超就是个牺牲品。那时候不敢随意更换驻外使节，因为一换就“断交”，温源宁因此在希腊一待就是几十年。
蒋介石麾下的老智囊，如吴稚晖、张岳军等人都已垂垂老矣，必须靠陈诚底下省政府这批人。陈诚的省政府一方面是继承原来的省政府，另一方面也把老三青团的人带进来，此外也有第六战区和湖北省的人，刘真就是他的人。蒋介石提拔陈诚，是希望他做副手，不一定是要让他做接班人。他跟胡宗南相比，蒋介石更喜欢胡宗南。但陈诚是个苦干的人，胡宗南没他那样苦干，抗战时陈诚把守重庆大门，胡宗南看守关中后门，两个都是把门将军，不过胡宗南得到的资源比较多。
陈诚在东北搞得不好，蒋介石说他犯了错，要他到台湾养病，他也确实认真经营台湾，透过“半山”和一些有名望的人，跟本地士绅联系起来。他亲自下台南拜访韩石泉老医生，与连震东交好，慢慢培养出一批地方上的领袖。不过，很多县市首长还是陈仪从福建带来的人，因为语言相通嘛！
后来陈诚又开始拉拢学者，在此之前他已经用学者做许多事情，因为他在台湾搞农业建设，搞土地改革，必须靠农复会，所以他跟农复会的关系不错，譬如蒋梦麟就跟他有来往。他在台湾不单只是搞土地分配，而是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成功推行了土地改革。农复会在大陆上没有四健会这套东西，到了台湾才发展出来的，结果相当管用。由于美国人只相信自己训练的人，所以晏阳初就离开了，沈宗瀚、蒋梦麟等人变成陈诚的主要助手，接着他又透过蒋梦麟的关系拉到别的学者。
在党部方面，蒋介石来台后重整党务，成立改造委员会，张其昀（晓峰）是一位重要人物。但是他不能丢开大陆上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曾经入过党的，譬如崔书琴等。陈诚绝对不惹兵，他抓的是地方力量，以经济为主，连政治关系都不太抓。搞经济必须有经济人才。这批人后来变成“经建会”的主要力量。所以蒋经国上台时，第一步就是到“经建会”抓经济。
重整党务丢不开陈诚在三青团的人，于是蒋介石拿党、团混合编制，进行改造。但混合编制始终打不进地方，最后还是靠选举才打进乡村，所以不久之后就办了乡镇市长与议会选举，不然的话，党部下不了乡。
这套动员手法张晓峰想不出来，但蒋经国老早就看出这一点，所以他深耕密植，做得很好。不过，后来他又另外组织“救国团”，老实讲，“救国团”是空的，只是玩学生，玩不到哪儿去。
当年的警务处长陶一珊是南京派过来的，他用的是上海警察与青红帮结合的技巧，警察、黑道要是势不两立，警察头子就没有玩弄的空间，如果两相结合，警察头子便可左右逢源。有一段时间陈诚和蒋经国都得看陶一珊的脸色，最红的时候，他不但选上“中央委员”，还冲到第一高票。但是这一冲上去，却犯了蒋家的大忌，结果就被打下来了。
蒋经国起来之后又是另一拨人马，大都是政工干校出来的。军统、中统后来统一在蒋经国的领导之下，第一步是以太子的身份取得军统、中统的领导权，第二步是对经济建设的发言权，这中间他掌握了军方组织和“总政战部”，把政治、军队和经济抓到手之后，才能接下领导权。
蒋经国对一些大佬们很下工夫，但也有人不吃这一套，像李济之就不理他。他对沈刚伯先生也很下工夫，因为沈先生在重庆行政人员训练班做过讲员，李焕他们都认沈先生是老师。蒋经国对沈先生也很礼貌，每回拜年拜节，他的座车总是开到巷口，再步行上门，以示尊敬。他去拜见李济老时，李济老总以不在家为由加以回避。王雪公则是根本不肯见他，所以老是派我出面跟蒋经国交涉。
李济老以清流自居，不愿跟蒋经国来往，但是他看得起陈雪屏，跟叶公超的感情也很好。我是在李济老家里认识叶先生的，我结婚的时候，他画了一幅画送我，至今还挂在匹兹堡家里的书房。
叶公超非常有才气，凭良心说，谨小慎微是没有的，但大而化之，是个性情中人，跟他来往真是舒服。我很幸运能结识一时俊杰，都是互相无所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