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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农民问题解决的理路

检讨书 时间:2022-04-13 11:01:47

摘要: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如何解决农民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为必须从农民自身条件出发,改变农村生产关系才能解决农民问题。他们这些看法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农民问题;新农村;新型农民

作者简介:桑业明,长安大学人文学院政教系讲师,博士,陕西 西安 7.10064;马丽萍,空军工程大学理学院社会科学系讲师,硕士,陕西 西安 710064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3—0001—03

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然而,如何解决,却一直困惑着致力于改造中国社会现状的许多人士。无论过去还是今天,他们都提出了许多观点并践行之。尽管各异,但无可否认,正是这些人士的努力,中国农民的现状较之先前有了很大的改观。同时,当我们把视角转向毛泽东邓小平对农民问题的解决理路上时,我们发现现今开出的各种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良方,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农民问题解决思路的影响。本文正是以此为基点,对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农民问题的解决思路进行了回溯,并对当前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见解。

一、毛邓关于农民问题解决的基本理路

(一)农民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

重视农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这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富有创造性的重大贡献之一。毛泽东认为,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就必须重视农民问题。他认为,农村问题是解决其他问题的首要前提,也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毛泽东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没有农民的拥护和参加,中国革命就不会成功1(P692)。进入到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同样关注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邓小平认为,只有解决好农民问题,我们国家才会发展起来。他说:“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还是农民。农民要是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2(P213)可见,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解决的好坏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有没有希望,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复兴的宏伟大业。这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农民问题。

(二)把农民问题的顺利解决看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好突破口

认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造现存世界。改造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切入点、一个突破口。列宁通过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分析,找到了俄国是资本主义发展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得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俄国就是列宁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突破口,实践证明这是对的。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不平衡国情的分析,得出中国革命应该把农村作为突破口,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结论。实践证明这也是正确的。邓小平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处在徘徊时,敏锐地抓住了农村中出现的新现象——家庭联产承包,以之为突破口,推进了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

可见,发展突破口的选择对于促进事物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找准了选对了,就能很好地解决问题;选择不好,就难以达到既定的目标。毛泽东邓小平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抓住了农民问题,这个中国社会的最根本的问题,从而解决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

(三)只有深入到农民中,搞好调查,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找到解决农民问题的路子

深入农民中去进行调查研究,寻找农民问题的解决方法,是毛泽东始终提倡、一贯坚持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毛泽东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1(P110)。农民问题的解决需要深入到农民中去调查研究,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通过深入农民中进行考察,看到要想解决农民问题,就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以农民为革命主体,“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不仅身体力行,同时关切和提醒全党同志要注意做好农村、农民情况的调查研究。如在《农村调查》中,毛泽东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4(P798—791)。毛泽东这种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实质上即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深入农民中去进行调查研究,寻找农民问题的解决方法,同样是邓小平一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在1956年,邓小平就指出,“必须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5(P223)。邓小平的这一工作方法,更突出表现在对待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态度与处理上面。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成效举世瞩目,它对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已经起到了并且继续在起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它之所以能在全国广大农村迅速推广,并且坚持和巩固下来,得以逐步完善,正是得益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在改革中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科学的工作方法。不难看出,如果没有深入到农民中去,就不会形成解决农民问题的诸多思路,就很难取得中国社会发展的良好局面。

(四)农民本身的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

重视农民问题,紧紧抓住农民问题的解决,进行中国社会的革命和建设,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毛泽东通过深入调查,认为要解决农民问题,最主要的是首先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关键是要变革土地所有制关系,即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才能解决农民生产力。不难看出,这实质上是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后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农业合作化道路建设理论,其实质也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即通过让个体的、分散的农民组织成大规模的合作的方式,达到改造农民的目的。

毛泽东这一思路,在邓小平那里同样得到体现,尽管有所差异。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指出,“农民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5(P323)。这里意思即是说,要解决农民问题,还需要通过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并且,通过这种方式的变革,情况就会大不一样。1987年6月12日,他在一次对外宾的谈话中说:“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2(P237—238)。上个世纪80年代初,农业、农村经济改革的效果之所以出人意料地快、非常显著,邓小平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是因为改革使农民和农村基层组织从旧体制的严重束缚下解放出来,拥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起了他们的积极性。

从上面可以看出,尽管毛泽东是用激烈的、暴风雨式的革命方法,而邓小平采取了改革的方式,但从变革生产关系人手解决农民问题,却是毛泽东与邓小平解决农民问题的一致之处。

二、毛邓关于农民问题解决理路的当代价值

(一)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把解决好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重点抓好新型农民的培养

通过对毛泽东邓小平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基本结论:农民问题,不仅以前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最基本问题,是解决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最好突破口。之所以说农民问题现在仍然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最基本问题,是因为农民作为我国社会主体这一基本国情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农民问题,理所当然地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问题所在,我们必须把解决好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把农民问题提高到关系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战略高度,而不能仅仅是为了解决而解决,顺应当前形势和政策需要,是为了完成上级任务。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把解决好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也意味着在解决“三农”问题中,不是把解决农业问题、粮食供给问题等放在第一位。

在当前,不仅要注意解决好农民的基本温饱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解决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新型农民的培养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把新型农民的培养放在新农村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因为,从一定程度上说,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决定新农村建设的兴衰,决定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因此,农民的知识化、现代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和条件,建设新农村首要环节就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并不是身份转化不转化的问题。而是如何转化的问题

农民作为现代化改造和变革的对象,必然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而进行身份转化。这即是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并不是身份转化不转化的问题,而是如何转化的问题。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转化,历史经验提供了两条道路:一条是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剥夺”农民的道路,即农民作为现代化的阻力而被消灭,圈地运动,“羊吃人”,农民大批破产,无产者工人的激增等等。另一条道路是20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农民的道路。即通过早期的殖民地剥夺和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体系所积累下来的财富,加上本国的国力,以福利农业的形式保护农民和转化农民。第一条道路中国不能走,第二条道路中国又走不起。同时,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又不可能长期维持在一个农业大国的状况之中。因此,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探索农民转化的新道路。我们认为,此次党和政府提出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正是对农民转化道路的新探索。

(三)培养新型农民。不是固化农民的身份地位,而是探寻一条中国特色的农民身份转化之路

中国农民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的、二难的处境,决定着我们解决农民问题的特殊性。这决定着,一方面,当我们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考察农民问题解决时,我们会看到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实际上试图解决全民族的共同富裕问题,因为表现过急,想在短时间内完成,结果适得其反。但这毕竟对于我们现阶段解决农民问题提供一个基本指导,即不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不让农民获得实际利益,中国很有可能再来一次农民革命。这就需要重视农民问题的解决,让农民切切实实地富起来。这是目前国内上下一致的认识。另一方面,又不能将眼光只盯在使农民富裕上,而应看的更远一些,像邓小平所力图做的那样,通过各种方式使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中走出来,在自觉中完成中国社会结构的转轨。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培养新型农民,一定要着重抓好这几方面工作:一是要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农村教育是农民学科学、学技术,实现职业转化的必要的文化基础。我们要认真贯彻《义务教育法》,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和书本费方面走得更快一些,保证农村适龄青少年上得起学、念得起书,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失学不辍学,绝不能再产生新的文盲、半文盲。二是要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要把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作为一件大事、一项“民心工程”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创新培训机制,提高培训效果。三是打破城乡壁垒,尤其是对户籍制度的改革,取消城镇非农业户口等影响农民入城、子女入学等方面的限制性因素。四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机制中,加强党组织的领导、协调、组织作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白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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