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1至1935年是中共成立并逐渐发展的阶段，对早期中共对外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理解这一时期的中外关系。本文试图分析早期中共对外政策的三个特点：首先，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服从于世界革命；其次，在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中，以阶级利益标准处理中外关系，并且将阶级利益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最后，在处理中苏矛盾时，中共对苏联政策具有苏联利益中心倾向。
关键词：中共对外政策；特点；世界革命；阶级利益；苏联
收稿日期：2010-09-24
作者简介：胡晓会（1978-），女，湖北宜城人，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方向：专门史。
一、中国革命服从于世界革命
中共是从世界革命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世界革命体系中，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地国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应服从于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的世界革命，这是早期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特点。
首先，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中，中国革命是围绕着世界革命展开的，世界革命决定着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如何实现世界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在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国民革命时期的“二次革命”论，还是苏维埃革命时期革命策略由不断的武装暴动到建立工农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始终是实现世界革命。并且，中共也是根据对世界革命形势的认识选择中国革命的道路。进入世界革命第三期后，“革命、暴动、反苏联的战争，以及列强大战，是这一时期的前途”[1](P.297)，对世界革命形势认识的变化是中国革命从国民革命转变为苏维埃革命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当中共内部就关中国革命的问题产生矛盾时，争执各方通常也是以对世界革命形势解释的正确性来寻求对各自观念的合理性和肯定。
其次，在世界革命体系中，中国革命服从于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保卫苏联。“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围绕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2](P.112-116)，随着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反苏联战争的准备……是目前帝国主义国际的策略之中心”[3](P.37)。中共认为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既是压迫中国革命也是准备进攻苏联，但其最终目标是进攻苏联。因此，在苏联与英美日等国家相互对立的国际格局中，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则要联合苏联并保卫苏联，其重心则是保卫苏联。
二、以阶级利益标准处理中外关系
在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关系中，中共以阶级利益标准来认识和处理中外关系，并将阶级利益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这是中共早期对外政策中的第二个特点。
在早期中共对外政策中，中国的整体利益是指民族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而且，民族利益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有时也指多民族国家内部某一特定民族的利益。一个国家内部可以划分出不同的阶级，每个不同的阶级形成整体的民族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民族利益的一部分。中共认为，中国是受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寻求民族解放和独立是中国最根本的民族利益。[4](P.593-603) 但是，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越是上层越富于妥协性，并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发展，阶级分化也日益明显。在“五卅”运动由局部发展到全国的过程中，“一方面真为民族利益奋斗的，是工人学生中小商人等所谓‘下等华人’，别方面背叛民族利益的，是大商绅士学者军阀等所谓‘上等华人’。下等华人中，犹以‘最下等’的工人为主力军。”[4](P.425) 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代表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投降帝国主义列强，而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则坚持寻求真正的民族独立与解放。因此，只有无产阶级代表着整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国民党政府要维护的“国家利益”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
中共以阶级利益代表民族利益，并依据阶级利益标准处理中外关系。“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并没有将其视为中日两国的民族矛盾，而是认为，“这严重的事变……是将满洲更殖民地化，而作更积极的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的实现”[5](P.416) ，也就是说，日本在中国的军事扩张行动不仅仅是对中共的侵略，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压迫和对苏联的进攻。中国革命既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但更为重要的是武装保卫苏联，反对日本对苏联的进攻。而且，当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产生矛盾时，中共将阶级利益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不是将其视为中国与苏联两个国家就中东路权益发生的纠纷，而是强调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性质和苏联的无产阶级性质，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中国国民党在向苏联进攻的时候，表面上拿着收回中东路的口号，事实上完全是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代帝国主义以夺取苏联在中东路的权利”，并积极组织游行集会、散发传单等方式号召民众拥护苏联。中共坚持以阶级利益标准处理中外关系，即使其政策不能为群众所接受，“我们亦不应该掩讳正确的观点，降低我们的口号，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6](P.607-625)也就是说，阶级利益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
三、中苏矛盾中的苏联利益中心倾向
将苏联视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并以阶级利益标准处理中外关系，中共在处理中苏矛盾的过程中的苏联利益中心倾向，是其早期外政策的第三个特点。
中共在处理外蒙古问题时，就体现了这一特点。1921年5月苏俄红军应“蒙古人民军”邀请进入外蒙地区，其后又与外蒙古签订了一系列有关经济方面的条约，苏俄的一系列举措严重侵害了中国主权，外蒙古问题使中苏两国政府的建交谈判陷入僵局。[7](P.180-185)而中共对外蒙古问题的认识深受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影响，共产国际和苏俄将外蒙古地区视为远东民族问题的一部分，与中国、朝鲜和日本等地区具有同等地位，积极支持和援助外蒙古的民族革命。[8](P.38-56) 1922年初，以中共为主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和远东青年代表大会，大会同时邀请朝鲜、中国、日本、蒙古的劳动者们为代表，蒙古作独立的代表团在大会上对蒙古革命进行了介绍。6月，中共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出，“联络各革新党派，做承认蒙古独立及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运动”。[4](P.54)中共认为，中蒙民族关系性质类似于日本与朝鲜，外蒙古的独立是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苏俄作为世界革命的领导者，“他与蒙古结军事同盟，驻兵库伦，保卫蒙古的独立，与蒙古结经济同盟，借款给蒙古，促进蒙古民众的经济生活，前者便是抱世界革命的过激派政府忠实保卫弱小民族，进行解放全世界的应尽义务，后者便是促进经济落后国的经济生活，造成全世界经济平衡的革命计划”[9](P.129) 。在北京政府方面，“无论亲日派或亲美派，都是借口‘撤退驻蒙古红军’为中俄先决问题。他们服从帝国主义的指教”，中国应该立即承认苏俄。[10](P.107)中共正式从世界革命和阶级利益标准来认识和处理中苏矛盾，模糊了中苏两国之间矛盾。
中共对外政策的苏联利益中心倾向，不可避免的使相关政策面临着执行上的困境。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要求中共干预中东路事件的指示，“党便于次日，即7月14日打着反帝同盟旗号在上海召集了示威游行活动”，并给地方各级党部连续下发通知要求组织和部署相关事宜，并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结果却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党在中东路冲突方面在做什么工作。报纸上什么也没有。”[11](P.161-169)
在以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际体系中，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核心。中国是在东方传统朝贡体制崩溃后被动的卷入世界体系的，面临由夷夏观念向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转型，而中国共产党是在20世纪20年代世界革命由西方转向东方的背景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是从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早期的中共对外政策正是在这一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对民族、国家和阶级等相关问题的初步探索。由于“国家利益”观念的缺失，中共将苏联和世界革命视为中心，而将中国和中国革命置于从属地位，苏联和中国在世界革命体系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随着中国革命进程的发展，如何界定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中国与苏联在国际体系中的关系，是中共对外政策中的重要课题，而早期中共在这一方面的实践和探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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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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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蔡和森.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8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杜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