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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或翻译外国职业教育成果成为了学界的普遍共识。早期引进的职业教育成果包括《西德职业教育》（中国企业管理学会编，1980）、《五国职业技术教育》（国家劳动总局培训局编，1981）和日本仓内史郎和宫地诚哉著的《职业教育》（河北大学比较研究所教育研究室译，1981）;此后翻译的还有日本学者细谷俊夫著的《技术教育概论》（肇永和、王立精译，1984）、日本世界教育史研究会编写的《六国技术教育史》（李永连、赵秀琴、李秀基译，1984）和西德学者海因茨·G·格拉斯著的《职业教育学与劳动教育学》（陈用仪、陈国雄、刘漠云译，1985）等;1988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比较教育研究室还组织编写了《世界职业技术教育》，系统介绍各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这些成果的引进对于推动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这些著作主要还是以补课学习为主，缺乏自主研究意识，并且所取得的成果量较小，介绍内容也不够系统，没能形成较为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还根据我国国情自发组织编写了一些职业教育学著作，开始了本土化职业教育理论成果的探索。例如高奇的《职业教育概论》（1984）、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技术教育研究室编写的《技术教育概論》（1985）、刘鉴农等主编的《职业技术教育学》（1986）、元三主编的《职业教育概说》（1988）、刘春生编著的《职业技术教育导论》（1989）等。尽管这些著作在编写体例、行文风格上有着较重的普通教育成果组织形式烙印，但这些成果的问世体现出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者的学科自觉性，即通过自发的努力，促进本土化职业教育理论成果的创生，进而推动我国当代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学科重建。
2.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在平台建制中不断规范
随着我国职业教育理论成果的不断引介和创生，一批专业性的职业教育刊物问世，包括《教育与职业》《职业技术教育》《职教论坛》《职教通讯》《职业教育研究》等，为职业教育成果的交流提供了平台。其中，创刊于1917年的我国现代第一本职业教育期刊《教育与职业》历经多次停刊后于1985年正式复刊。其他四种期刊均是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为平台创办的专业性职业教育期刊，显示出职教师资培养单位在专业人才培养中服务理论发展的学科自觉性。首先，吉林技工师范学院（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于1980年创办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本职业教育期刊《技工教育》（1984年更名为《职业技术教育》）。随后，天津技工师范学院1982年创办《职业教育研究》，南昌师范专科学校（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和常州职业师范学院（江苏理工学院）1985年分别创办《职教论坛》和《职教通讯》。这些期刊都致力于传递职教信息、交流职教经验、促进职教研究，对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发展搭建了重要平台。
职业教育理论的交流也离不开科研平台、学术团体的支撑。在这期间，一批中央、省市和高校的职业教育科研机构和专业学会开始建立。1978年，重建后的中央教科所设立教育制度研究室（1986年更名为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室及成人教育研究室）。1983年，吉林职业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成立。截至1986年，中央、省级职业教育科研机构达12个，高校建立的职业教育科研机构也是12个，部省级职教学会、职教研究会等学术团体达75个[2]。学科交流平台的建立推动了职业教育研究的发展。1983年，我国第一个职业教育科研项目“技术职业教育的研究”被批准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3]，这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开始走向规范化的发展道路，且受到政府的经费支持。职业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最终推动了学科人才培养的建制。1987年，华东师范大学开设我国第一个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点，开始了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型人才的培养，进而助推着职业教育理论成果的高水平发展和职业教育学科的自觉式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