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内部失衡 完成市场转型等三则
焦点
改革内部失衡 完成市场转型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
CCER“中国经济2010”纽约论坛
2010年1月
中国的内部和外部失衡是改革的负面结果,也是中国当前承担的成本。其中,内部失衡表现在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储蓄和消费之间的失衡;外部失衡表现在外贸盈余的增加。
外部失衡是由内部失衡造成的,而内部失衡的关键因素是收入差距的扩大。
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8,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已成为影响社会长久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相对于高收入者而言,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很高,储蓄倾向很低。
因此,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会提高中国的消费倾向,也会减少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失衡。
那么什么是导致内部失衡的主要原因?
首先,中国金融部门的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大企业容易得到金融支持,中小企业难以从大银行中得到足够的信贷,这对中国的收入分配造成了两点影响。
其一,由于中小企业更多地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受到损害,从而减少了就业的机会。在中国,工资是中低收入人群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工资降低,收入自然就会减少。其二,低收入水平的群体更加难以从大银行获得资本服务。
其次,自然资源部门改革也落后于经济改革,大部分的扭曲并没有得到纠正。由于自然资源的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有很大的差距,而能够利用自然资源的群体就会从中受益,中国收入差距因此又会被扩大,这种收入的不平衡导致了消费和储蓄的不平衡,进而又影响到了外部的不平衡。
为了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纠正金融部门和自然资源部门的扭曲是很重要的,这些扭曲的纠正会使中国的发展更加符合其比较优势,同时也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收入的不平等和储蓄消费的不平衡,有助于减少中国的外部失衡。
制度
缩减贫富差距可降低犯罪率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陈刚
“犯罪经济学视角下的
中国经济转型期犯罪率”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21日
中国的刑事犯罪率在1978年至2008年间增长了近7倍,中国经济转型期犯罪率持续上升大致与以下因素相关:居高不下的收入差距、滞后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主要是乡村移民)、城市化扩张等。
缩小收入差距是犯罪治理工作中需结合起来考虑的策略,而且加快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对治理中国持续上升的犯罪率也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消除劳动力市场上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并将流动人口也纳入当地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才是治理流动人口犯罪的根本性策略。
同时可以说,城市化的扩张并由此引发的犯罪率增加,是一个国家经济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所要必须付出的代价。但这个代价可通过上述的合理收入分配、提高社会福利条件、提高社会治安治理效率等策略来平衡。
观点
增长变量之间有互补性
斯坦福大学 查尔斯琼斯
保罗罗默
“新卡尔多事实:创意、制度、人口
和人力资本”
《比较》第45辑
为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事实作出解释,需要一个超越卡尔多事实的模型,这个新的增长模型必须考虑创意、制度、人口和人力资本的相互作用。
一旦考虑到创意的非竞争性,就容易理解全球化导致的市场范围迅速扩大及长期加速增长这两个事实。
另外两个事实,即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巨大的跨国差异,及技术落后国家间生产率的显著差异,证明了制度及其变化的重要性。
人口和创意间的良性循环解释了增长加快,而通过对创意的采用,制度对跨国收入差异产生了重要影响。制度本身也是创意,影响资源的配置和发明,最后市场范围的扩大提高了创意的收益,以及人力资本的收益。这种变量之间的互补性也促使人们采用一个统一的框架来理解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