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媒体虽然在政治权势和商业资本的裹挟下艰难前行，但随着中国社会依法治国理念的践行和新闻理念的与国际社会接轨，媒体舆论监督的空间还是有所拓展。其中一些市场化的媒体功不可没，它们可以被称为时代的引领者。这些市场化媒体对大陆社会在转型时期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及时发声，以客观、理性、真实、中立的报道揭露社会问题，推动了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发育，从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概念“舆论监督”发展到了今天笔者所谓的“媒体驱动型公民参与（media-driven public parlicipation）”。
《凤凰周刊》就是上述市场化媒体中重要的一支。但是它又有别于其他市场化媒体，就在于它是作为连接香港与内地的一份新闻杂志诞生的。作为这样一份特殊的杂志，自然它的办刊理念、新闻价值观也会与众不同。正如杂志的发刊词所说：“努力践行不党、不派、不私、不卖、不盲的新闻立场，期望杂志的每一页文字，都能向社会和民众传达出我们对自由、民主、法制、公正的信仰。”
媒体的舆论监督通常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媒体通过报道海量的信息，让公众知道权力是如何运用，并使权力运作透明化。我个人认为这种监督形式是最好的，因为它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第二种就是调查报道，媒体对事件做深度报道。这是一种亡羊补牢式的监督，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监督。调查报道影响很大，但费时、费力、风险大。第三种监督形式就是媒体发表意见，刊登各种评论，对权力滥用以及相关的现象做抨击、揭露，依托报道从个案有所升华。
对于一份杂志来说，天然优势就是有大量的版面空间做调查性报道。可以这么说，衡量新闻杂志办得是否有水准、是否有品位的重要指标就是，看其间的调查性报道做的怎么样。《凤凰周刊》秉持了自己特有的专业价值理念，十年来做了大量的有影响力的调查性报道。正因为这些报道，才使之走在了市场化媒体的前列。下面笔者就对《凤凰周刊》十年来的调查性报道做一评点和分析。
检讨》、《大陆涉黑第一案幕后》、《内地删帖黑市》。有的人会说，新闻是要求客观、公正的，如果新闻记者一味地用批判性的视角去报道新闻，可能新闻的客观性是要受到质疑的。我不赞同这种观点，新闻是否客观与记者批判性思维是无关的。美国是新闻业发展最成熟的国家之一，美国一流的新闻记者都带有批判性思维，但是他们报道出来的新闻在客观性方面并没有受到美国人的质疑，相反，新闻学的“客观性”概念还是从美国诞生的。
鉴于此，我们可以说，要做好专业的调查性报道，批判性思维是一个记者必备的新闻技艺之一。如果一家新闻媒体要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样离不开对社会现实永远做出批判的媒体价值观。调查性报道真正的传播效果就是靠对事实的挖掘对受众的心灵产生震撼。我想，《凤凰周刊》在十年之内能够跻身于华语新闻界，靠的力量之一就是媒体的批判性立场。
以上从六个方面对《凤凰周刊》十年来的调查性报道给予评点和分析。新闻学界和业界对于好新闻的标准所持的观点不一。我认为好新闻的标准是：在纷纭世事中厘清复杂关系，摆脱流行偏见，表现职业勇气，揭示事实真相，揭露谎言谬论。媒体应该是社会公器。媒体的首要功能是进行环境监测，并把观测到的东西告诉公眾。在此过程中如果一味排斥负面的东西，媒体就是失职。
尽管东西方意识形态上大有差距，只要我们努力，新闻专业主义所倡导的基本价值观在目前大陆的舆论环境下，我们还是能够实现。调查性报道虽然有一定难度，在互联网等媒体技术条件日益成熟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对调查性报道的前景抱有一定的信心。对于《凤凰周刊》等一批新闻杂志来说，只要我们抛开传统的新闻宣传的模式，清醒冷静地观察转型中国的社会现实，发挥媒体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责任担当，我们就能够在众多市场化媒体中脱颖而出。
况且，《凤凰周刊》从新世纪创刊以来，所坚持的报道宗旨、价值理念就一直走在众多媒体的前列。从《凤凰周刊》在内地的十年发展来看，可以说是始终在恪守自己的办刊宗旨。杂志始终以深度报道见长，尤其是调查性报道。总结以往的办刊经验，在调查性报道上多做文章，多做出几篇像2003年《南方都市报》对“孙志刚案”的报道，我相信，《凤凰周刊》就会逐步向西方意义上的新闻专业主义靠拢，因为《凤凰周刊》本身的起点就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