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南开大学，世界史，世界古代文明研究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24-0018-15
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于2017年被确定为全国高校三个世界史“一流学科”建设单位之一（其他两个兄弟单位是北京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史学科）。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与历史系同步发展，承担着包括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在内的主要教学任务，自1923年建系之初到今天，世界史学系的发展奠定了世界史学科整体发展的基础。根据历史系老主任魏宏运先生编订的《魏宏运年谱》，1984年包括美国、日本、拉美研究中心在内的历史研究所“从历史系分离出去”以前，世界史学科的所有教师均担负着本科教学的重任，此前在校的本科生都聆听过上述各研究中心老师的授课。系所分立以后，系里的老师以教学为主，所里的老师以科研为主，系所老师共同承担了硕士和博士的人才培养工作。
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始于1923年，当时深受校长张伯苓器重的蒋廷黻刚刚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在老校长的恳切劝说下，回国加盟南开大学历史教学，创建了南开大学历史系。根据校档案馆珍藏的第1卷档案，蒋廷黻先生从1923年到1929年期间，讲授了多门课程，其中可以归属于世界史学科的课程包括：西方历史概论、现代殖民主义和现代帝国主义政治史、现代社会主义和现代社会运动史、欧洲历史概论、1789年以后的欧洲史、欧洲经济史、欧洲革命史、欧洲扩张史、现代欧洲经济史、现代欧洲政治和社会史、法国大革命、1815年以后的欧洲史、英国通史、通史概论、欧洲外交史，等等，在14个学期中，每学期讲授2～3门课。除了讲过两次“中国外交史”外，蒋廷黻主要讲授外国史。上述课程使用的教材都是当时美国高校中流行的最新教材，英文版未做翻译，直接在南开大学课堂上使用，在加强学生对欧洲历史及其发展过程中重大事件学习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我们没有那个阶段同学学习情况的记录资料，无法对其超高标准的外国史教学效果做出评价，但是他在南开大学任教7年，且每周教学时间保持在10小时左右，就足以反映其课程受到欢迎。也许在“国学”教育占主流的当时，他的纯“洋味儿”双语教学非常另类，也有巨大的影响力。可能就是因为其课程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因此薪俸也逐年增多，从最初的200大洋最终升到260大洋。只是当时的学生如今大多作古，似乎没有留下课堂笔记或回忆文章，我们对于他在南开大学的教学活动细节不得而知。大约在蒋先生回国任教的同年，美国哈佛大学硕士毕业的刘崇鋐也到南开大学任教，虽然只在南开大学任教两年，但还是讲授了一些西洋近代史的课程。蒋廷黻和刘崇鋐先后转任教于清华大学后，南开大学历史系由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余协中主任（即余英时的父亲）主持工作一年，世界史教學暂时停顿。此后，余协中因妻子难产离世携带幼子余英时返回南方老家，历史系也因此并入新成立的文学院。
为了弥补西洋史教学的不足，南开大学于1930年特别聘请美国伊里诺伊大学硕士毕业生蔡维藩加盟，他在南开大学任教长达16年之久（特别是在西南联大期间），开设了包括西洋通史、欧洲外交史、美国史、英国史、法国革命史等多门外国史课程，但抗战胜利后没有随同复校教师团北上，而转任教于云南师范学院。南开大学外国史教学的短暂停滞很快便再度接续，1947年下半年，先后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并获得硕士学位的杨生茂加盟南开大学。根据《魏宏运年谱》，1949年魏宏运被南开大学录取后，文学院下属的历史系已然有了十余位教师，其中后来成为我国世界史学科重要奠基者的杨生茂和黎国彬在册，后者是抗战胜利后自西南联大返校任教于地理学系的青年教师。1950年，曾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科专攻亚洲史和东西交通史的吴廷璆从武汉大学调任南开大学，为此杨生茂主动让贤，举荐吴廷璆担任历史系主任。次年，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的辜燮高到南开大学任教，开设英国史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改变了外国史教学的氛围，根据当年历史系的课程表可知，南开世界史学科的各位奠基者除了讲授各自专长的外国史课外，还开设中国史和史学理论课程，譬如吴廷璆还讲授《中国近代史》，杨生茂还讲授《列宁主义问题》。显然，直到1951年底，历史系仅有十余位教师，其中三人为教授。在他们中，为南开世界史乃至为我国世界史学科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几位世界史前辈学者教学的范围比较宽泛。
客观而言，1923年建立的历史系发展并不顺利。最初，张伯苓校长赴美学习考察西方现代教育时，就没有完全理解美国各大名校中设立历史系的初衷，也缺乏对于培养现代国家治国理政人才的整体思路，更不了解各校历史系相关课程的设置理念。因此，蒋廷黻在张校长支持下建立历史系后并没有形成思路清晰的整体教学方案，也没有在师资队伍补充和后续人才引进上有任何的新举措，更没能建构起英、美式的教育体系。蒋廷黻一人多年承担全部外国史课程的教学说明，历史系的外国史教育只是模仿西方历史学教育的表面形式，而不能掌握其真谛，更不能完整全面地构思历史系的建设和课程计划。也许我们不能苛求于一位刚刚从美国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报效祖国的热情有余，其在美国名校接受系统历史教育的知识储备有余，但是他对中国近代教育转型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规律了解还不深刻。或者如一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张校长与蒋廷黻在南开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怎样培养合格人才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和思想认识上的差距，最终导致两人分手，后者离任进京去清华大学教书。
草创之“草”除了反映在建系思想理念上，还表现在历史系有关外国史的课程建设方面。我们从前文提到的课程可以看出这一点。由少数留洋归国教师开设的这十余门课程主要集中在欧洲近现代史方面，特别是美英法等国，以及近现代欧洲重大社会运动和革命等历史事件上。按照我们今天的世界史课程建设标准看，只相当于其中“大国史”系列和专题史系列课程的一部分。从空间视角看，它们并不涉及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举凡亚、非、拉、澳各国都没有纳入其中。从时间视角看，它们也不涵盖上古中古特别是外国古代各重要文明的内容。有些课程题目虽大，但课时偏少，如《西方历史概论》每周课时不过3小时，显然就是专题性质的系列讲座。也许这也是我国世界史课程体系与欧美相关课程设置的最大区别。为了弥补课时上的不足，有关课程的讲授时间逐年增加，最多时4门课不超过11学时，远比我们目前世界史专业本科生的课时少。如果从世界史的理论和专题研究视角看，当年的外国史教学内容就显得十分单薄和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