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陷落后返回故乡，一路遭遇“忘忧果”的诱惑，独眼巨人、海神波塞冬、魔女喀耳克及宙斯的攻击等重重险阻，历时十年才得以与苦苦等待的妻儿团圆。澳大利亚学者迈克尔·扬，为人类学奠基者之一马林诺夫斯基做传，就采用上述典故，将其命名为《马林诺夫斯基：一位人类学家的奥德赛》（1884-1920），记述其传奇的前半生，并尝试解读“马林诺夫斯基何以成为马林诺夫斯基”。
许倬云先生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趟“奥德赛之旅”。其间的家国变迁、世事沧桑，沉浮其中的许先生本人经历的离乱、求学、推动台湾社会变革等，接续起来就是一部个人视角的中国近现代史。奥德修斯返乡前最后一站是斯克里亚岛，席间听到歌手吟唱特洛伊战争，掩面而泣，向国王讲述了自己十年来的种种艰辛，感人至深。“中研院”史语所先后28次对许先生进行访问，于2010年由其弟子陈永发等人整理而成口述历史《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院士一生回顾》，结合《许倬云谈话录》及《许倬云说历史：台湾四百年》等书中所涉及的个人经历部分一并读来，除了奥德修斯，也不觉让人想起杜甫《赠卫八处士》的末两句：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王力宏的学者舅公
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出身无锡大族，“开坛始祖”是青岩公许松佶，乾隆年间官至湖南巡抚，可惜未及上任就过世了。至今还能见到山西巡抚觉罗石麟保举许松佶的文书，上有雍正朱批。其父许凤藻（1891—1953）为清末海军军官，辛亥革命爆发时恰好在武昌，曾力阻萨镇冰军舰，将其堵在九江湖口。后来孙中山写过“海天一色”的条幅赠送给他，1949年以后带到台湾。在北洋政府海军部，许凤藻做到海军少将，1928年转任厦门海关监督，两年后许先生在厦门出生。数十年后，许先生曾携夫人回厦门访旧，当年鼓浪屿日光岩的厦门关监督公署官邸，已变成厦门大学海关研究中心的宿舍。许家老宅“既翕堂”，1987年曾被列入“无锡市文物遗迹控制单位”，1996年被拆迁改建为无锡市检察院大楼。只留下门前的下马石，被搬到东林书院，现在还能见到。
许先生兄妹八人，他排行老七，与其弟弟许翼云是一胎双生。成人后许氏兄妹均就读于名校，或在大学任教，或从业律师、银行业，各有成就。许家后辈也是人才辈出，许倬云二姐许婉清之子李建复，是《龙的传人》原唱，与蔡琴等人组建过“天水乐集”；著名歌手王力宏，则是其长姐许留芬的孙子。许先生近三十年来以“学术大众化传播”享誉两岸，饶有兴味的是，当今新一代的年轻人了解他，却是通过“王力宏的学者舅公”这一角度。有一张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许先生身着深蓝色外套，讲话时两撇银白色的寿眉分外抢眼，旁边的王力宏穿红T恤、蓝色牛仔裤，胡子没刮，侧身听得极其认真。
抗战经历对其影响至深
1934年，许先生随父移居沙市荆沙关监督公署。抗战开始后，沙市地处要冲，逃难的人经此转往四川，川军也经此开赴前线。在沙市家门口的下马石旁，眼看着一队队川军开往台儿庄，有许多士兵还是小孩子。那时候他才只有七八岁，却因为母亲一句话，“这些人可能再也回不来”，一夜之间突然长大。七十年后回顾起这段往事，许先生还是忍不住伤心流泪。抗战中的这段经历对许先生影响至深，战争的烙印使他对日本人的“恨意”直到很多年以后才慢慢消解掉，身上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却始终不渝——这也影响到许先生后来的人生选择：无论是学术研究之余亲身参与台湾政治民主化改革，还是晚年坚持面向大众的史学写作，可能都是这种情怀的外化。除此之外，这一时期深入中国传统社会最底层的经历，使得他对中国社会复杂性的认识——包括对传统中国精耕细作的农家手工业和市场网络的认识，都远较常人深刻、真切，这种经验也直接影响几十年后他写作《汉代农业》一书及《求古编》中的若干章节（包括导言）。无独有偶，余英时先生讲述在老家安徽潜山的生活时，也曾着意强调这段经历对其体察传统中国社会所起到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许父曾先后负责清理航道、管理外汇等工作，1948年退休，不久遭遇通货膨胀，丰厚的退休金连带积蓄都变成废纸。1953年，许父在台湾过世，享年61岁。
问学芝加哥大学
1949年，许先生随家人迁台，考入台大外文系，在傅斯年的建议下转入历史系一直读到硕士毕业。七年间他师从李济、董作宾、芮逸夫、李宗侗等前辈学者，专攻上古史，后来他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凭借的就是研究所时期在芮逸夫指导下，做《左传》人名谱系打下的基础。李济要求学生“不收古董”，他的学生许倬云、张光直和李亦园都谨遵师训。1994年至1996年张光直出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期间，有人偷运郭店楚简的一部分到香港，当时许倬云恰好在香港讲学，就出了十万港币的定金，余款由张光直向辜振甫募集，打算买给史语所做研究用。结果，考虑到“不收古董”这一师训，他们终究放弃了购买计划。后来，这批竹简被日本人买去了，非常可惜。他数次讲到此事，都表示无怨无悔。
1957年，经胡适四次努力争取，时任“中研院”考古所助理研究员的许倬云，获得纽约华侨徐铭信提供的1500美元奖学金，赴美攻读历史学博士。1962年3月2日，许先生学成返台当日，恰逢胡先生出殡。他赶到南港“中研院”送先生最后一程，因为先天不良于行，只能送到山下，内心百感交集。
这一时期是美国汉学研究大发展及学术范式转型期，按余英时先生《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研究在美国的转向》一文所说，就是“开始了一个划时代的转向”。汉学不仅从传统的东方学的一个分支独立出来，关注点从古代中国转向现代中国，研究方法也开始引入社会学、统计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论。1956年，何炳棣在哈佛东亚中心担任研究员，费正清就曾邀请过他与人口学家艾琳·陶伯夫妇对谈——其丈夫康纳德任职于联邦普查局，商讨共同研究，可惜因分歧过大未能合作成功。
余英时的亲身体会是，这种变革与二战后东亚格局的变化有关：国民党败退台湾，引起美国朝野争论“美国为什么失掉了中国”；其后的朝鲜战争，恐怕更加刺激了美国人。1955年，费正清主持的哈佛东亚中心成立；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收藏重心，也从古代转向现代东亚和中国。同时，1949年后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流寓美国，也为这一领域注入了力量。1957年9月31日，德国汉学家傅吾康访问哈佛东亚中心，在同一层楼就碰到了周策纵、徐中约、瞿同祖、杨联陞等华人学者。其他一流大学也竞相着手现代中国研究且成果斐然，这都不是偶然所致。前几年许先生有篇文章回顾美国汉学研究，也持相同看法。
不过，许先生没有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他选择的是芝加哥大学的东方学研究所，这与何炳棣取道西洋学的路径极为相似。芝大东方学研究所的重点是埃及和两河流域的考古，也有一小部分人做希腊考古和中国古代研究。许先生在这里接受了社会学、宗教学以及计量统计学方面的训练，也熏染了芝大“眼光宏阔”的学风、大问题意识。不过，何炳棣在回忆录中，对芝大这种学风颇有微词——只做“世界第一流的学问”。
学术上许先生以上古史研究著称，有《西周史》《汉代农业》《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求古编》等著作行世。2010年“中研院”为许先生庆寿，院士杜正胜如是评价：“许先生最大的影响不在于上古史，而在于所引入的那种关注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视角。”许先生上述学术代表作，与何炳棣研究明代人口及稍晚的“中研院”同仁毛汉光研究魏晋时期社会流动的方法，大致都体现同一学术取向。
参与台湾社会转型
许先生他们这一辈经历过战乱年代辗转流徙之苦，相较而言有着更深重的家国之思。陈永发也评价他说：“尤其不是学院象牙塔的专家型学者”。与许倬云同岁的余英时先生，曾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我到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这句话脱胎于德国小说家、1929年诺奖得主托马斯·曼，1938年他因公开批评纳粹流亡美国，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与世界保持联系。”这体现出他们对自身及根植其中的文化的强大自信，以及承担精神。如今两位先生都已八十开外，旅居海外也有数十年，对两岸所发生的事情（如台湾服贸事件、两岸关系等），他们仍频频发声。一方面是履行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更为深层次的，还是他们对生养自己的土地及人民，怀有一份深情。
早年许先生就被誉为“傅斯年型的人物”，无论是学术上还是组织能力都是一流。在美国留学期间，许倬云就曾参与过美国的民权运动，及台湾主导的学术外交活动。事实上整个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他都参与其中，蒋经国和陈诚都曾约见过他，借以了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1972年蒋经国连续5年，每年夏天召开“建设会议”都会邀请许倬云回台湾参加。七十年代以后，他经常在《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上撰写社论，针对台湾发生的事情针砭时弊，多的时候一个星期能写五篇。碰到紧急的情况，甚至会有编辑电话口述事件的前因后果，一个小时后许先生写好文稿，再打电话回去，由录音机记录、整理。由此也可见许先生的捷才。许先生做事效率极高，八十高龄依然如此，发给他的邮件基本上当天就能见到回复，十几万字的书稿，终审定稿的时间通常只需一两天即可看完。他和台湾媒体界的关系，保持了四十年之久，及至2001年张学良过世，《中国时报》社论依然由他执笔。
在台大期间，许先生和殷海光等自由主义人士多有交往。当时殷海光家门口有个馄饨摊子，实际上就是情治部门专门派过来监视他的，一般人也就不敢轻易上门。但许先生经常上门找他聊天，谈读书、谈政治。当时台大校方不批准殷海光的演讲，许倬云就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开场时先上去讲一段：“今天我不想讲了，请殷先生代讲。”相关人员也只能在下面干瞪眼，脸色很不好看。政治上许先生一直是反对党治，当时台大训导处的组长发展他入党，许先生的回复是：“先生，能不能留几个干净的人在外面？”
许先生对台湾的看法，主要体现在两本书：一是《台湾四百年》，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却对台湾的过去、现在及未来，有着精准的理解及分析；对台湾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回顾与反思，则是这本书最大的亮点。政治上许先生批评台湾“政党的对峙，乃是以大陆取向和本土取向为楚河汉界”；经济上许先生充分肯定台湾的建设成就，但对台湾贫富分化、族群对立、环境恶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台湾并非是某些人想象中的，一片“纯良”、充满“民国遗韵”的世外乐土——每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有各自的问题。除此之外，许先生还以亲历者的身份，不断呼吁大陆读者要对台湾“心存同情”，“也会因为同情，所以能更深刻地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本关于今天台湾人的精神与困境之书。他的口述自传《家事国事天下事》，则更侧重于个人视角亲历的台湾变革。
面向大众的史学
但是在两岸三地，许先生影响更大的可能是大众史学的写作。近二十年来，他陆续出版了《万古江河》《从历史看管理》以及新近出版的“许倬云说历史”系列四册等十几种，有的是精心撰著而成，有的则是在企业、高校讲座的课件。但都有着一以贯之的内在理念——他关注的始终是与当下、与中国相关的大问题。台湾历史学者陈永发说：“他关怀的不只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更是中国文明在面对科学文明挑战后的未来。”除此之外，近二十年来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西方主导主宰人类历史数百年的现代文明已现衰象，科技文明之后，我们的出路在何方？或许，这种文字背后的问题意识和情怀，也是许先生的书受到白领、商人、学生等阶层喜爱的原因。
2010年8月19日，“许倬云先生八秩庆寿研讨会”在台召开，主题即是“面向大众的史学”。“中研院”院士王汎森在会上对“大众史学”作出的阐释是“以浅持薄”——用浅近的语言，把深奥而复杂的学术语言转化为大众易于理解的通俗语言，这也是许先生一以贯之的理念。7年前的秋冬之交，在武汉大学旁边三联书店平铺的新书展台上，笔者与许先生的《求古编》相遇。那时候只生出“这种文章，换我30岁打死都写不出来”的念头，却完全没想到自己会进入出版界，更没想到能经手编辑许先生的书，与他保持如此长时间的联系。
许先生曾说过：“今天中国可以不要一篇细致的学术文章，但需要普通读者读得通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