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领导创建了全国最大的苏区——中央苏区。在创建初期，中共福建和广东两省委对朱毛红军的态度是很矛盾的，既表示欢迎，又有些担心，一再告诫所属地方组织，一定要防止过分依赖朱毛红军的问题。这与中央先党后军策略的制定、党和军队的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等有关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都有深刻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福建省委；广东省委；朱毛红军；革命根据地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5-0065-07
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领导创建的。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朱毛红军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一伟大实践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充分肯定的，但党史界对中共各地方组织的作用的研究则没那么重视，对双方或多方互动关系的探讨则更少。这对于中央苏区史和地方党史来说，未免是一种缺憾。
一般的印象或认识，总觉得朱毛红军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一支红军部队，这支正规的红军部队下井冈，转战闽赣粤边区，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两省各级党组织肯定是无条件表示欢迎的，所以中共地方组织对朱毛红军到底是何种态度不成个问题。从总体上看，这种看法不能说有错，也基本符合史实，但对当时历史进行深入考察分析，则感到这种理解显得过于简单化，也与历史事实有一定出入。其实，当时闽、粤两省委虽然总体上表示欢迎，但也存在一些担心，有些欲迎还拒的意思。这一现象很值得进行一个历史考察，因为它不只是涉及党中央、朱毛红军与地方组织的互动，甚至还关系到革命根据地能否顺利创建的问题。
本文主要从档案文献的角度，考察分析福建、广东两省委对朱毛红军的态度及其原因，希望对深化中央苏区的研究有所启示。
一、闽、粤省委对朱毛红军的矛盾心态
1929年，正处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闽赣粤地方组织领导的农民暴动都相继遭受失败，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所以闽、粤两省委对朱毛红军的到来，一般地表示出欢迎的态度，并进行了有力的帮助和配合。这年2月，朱毛红军曾进入武平，后转往瑞金。当时福建省委就认为，红军转战千里，一定很疲惫，有可能开到闽西长汀、武平、上杭一带作一短时间的休息，“红军如果开到福建，则在上杭、武平、长汀一带暂时发动农民起来，实行土地革命，肃清反动派，并用很敏捷的手段缴地主豪绅及郭凤鸣一部分武装”，因此指示三县，“要他们设法与红军发生关系。要送党的最近军界及外界的政治情形给红军。同时把省委的意见提出给他们做参考。一方面要各县乘这机会扩大我们的宣传和组织，尤其要注意进行郭部士兵的工作。”[1]P81-82广东省委从各种渠道得知朱毛红军的消息后，也提出：朱毛已逼近东江，广东省委应设法与他发生关系，将全国的政治形势及广东的军事政治情形告知他们。东江的敌军第五军少战斗力，党和群众的工作又比较有进步，东委指挥之下的党部已有14个县份，所以这是一个很广大的区域，将来朱、毛、彭的红军应向这个区域发展才是出路。[2]P227
朱毛红军有力地促进了闽西工农斗争的恢复与发展。福建省委确认，闽西的土地革命斗争失败后，倍受反动统治的摧残和残酷的剥削，因力量不充分，一时不能起来斗争，但更大更剧烈的斗争不可避免地要爆发。朱毛一到，郭凤鸣的失败，永定金丰里、东乡的农民便立即起来了。他们高竖自己的镰刀斧头红色旗帜，猛烈的向反动统治进攻。“毫无疑义的在目前这种形势下，朱毛是闽西农民有力的帮助，闽西工农更剧烈的斗争就到来了。”[1]P116朱毛红军来到，长汀以及闽西各县的群众又风起云涌的起来斗争。“各县农民一闻朱毛到长汀，便先后爆发斗争。”“龙岩农众一闻朱毛到汀，便摩拳擦掌准备武装斗争。平和方面因前次斗争失败，工农进步分子四散，来漳、厦做工。此次朱毛消息一到，便自动联系回家活动，成立红军与民团斗争”。受朱毛的影响，农民斗争的情绪很高涨。永定之金丰、溪南、上杭之北四区，都已重新起来做剧烈的斗争。“闽西的农民斗争，有复兴的形势，大的斗争必然很快的到来。”朱毛到福建来游击“是帮助各地斗争的一大力量”。[3]P22
朱毛红军的到来同时扩大了党的组织和政治影响。“朱、毛红军来汀及各级党部的加紧工作，党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工农会及党的发展甚快”。“党的组织也就比以前更加扩大，不但数量上的增加，而且发展了许多新的区域。龙岩党员近已增加至七八百人，前个月有四五百人，上杭、武平、永定等县也有相当的发展。”[1]P170-172而且党员和组织都得到提高，如“经过红军驻汀一礼拜的工作后，同志工作中得到了不少的进步”，由于支部都是新建立的，“同志本很幼稚”，经过红军的帮助，“已逐渐的走上正路来了。……长汀工作事实上也有很大的发展。”[3]P60
省委认为闽西斗争与蒋桂战争的形势与前途以及与朱毛红军的出路有密切关系，朱毛红军的到来不仅“给闽西斗争的工作大的帮助”，而且对全省工作也有大的影响。“朱毛红军到闽西，闽西的工作有长足的发展，给与全省群众的政治影响亦甚大”。“朱毛红军到福建来，可以使党的政治影响在福建日益扩大，政治影响的扩大可以帮助全省群众工作的发展。”[1]P217“朱毛来闽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削弱了反动势力，朱毛攻下了长汀，虽然不久又到赣南作游击战争，但给与群众的影响，已经非常伟大。党的政治影响之扩大，实为朱毛对于福建党的工作的绝大的帮助。此次朱毛来闽，必更给福建尤其是闽西群众以兴奋的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英勇的斗争，将跟着党的政治影响之扩大、统治阶级力量之消弱而爆发起来。”[1]P226福建省委还给中央去信，建议朱毛红军在慎重估量自己力量的情况下，到漳州游击。
总之闽西广大的工农群众一年来“在朱毛红军的帮助下，得着很丰富的斗争经验，又有相当的武装组织，而且党也能够有相当的强健，而能领导群众的斗争。在这些一切都证明闽西斗争的前途，很能发展和扩大”[4]P8。“使朱毛红军的势力日益扩张，闽西苏维埃的赤色区域也日益扩大与巩固起来，而且土地革命的影响也必然深入与扩大到全省全国的白色区域中去，发动群众斗争的情绪也必然更益高涨热烈起来，这是推动革命高潮的更快到来之主要动力呢！”[4]P67-68
但从另一方面看，闽、粤两省委对朱毛红军的到来又有些担心。福建省委提出，要在努力宣传朱毛红军日形扩大原因的同时，“要纠正同志及群众间视朱毛为救世主忽式[视]发动工作的错误观念”[1]P166。省委认为，朱毛红军对于福建党的主要帮助是政治影响之扩大，但在党内也因朱毛来闽产生两种错误观念：第一，对于朱毛存过大的幻想，以为朱毛来闽，在闽西就可以有长期的割据，更可以进一步夺取全省的政权，什么都有办法了；这种观念在闽西一带就容易发生。第二，以为目前党的工作尚未发展，朱毛来了，一样的要做日常群众工作，对于工作上一点帮助都没有；这种观念最容易在城市中发生。[1]P217在朱毛红军离开后，龙岩等地有许多地方的群众表示失望，就是“因为他们以前对朱毛红军的希望太过与等待观念太重的缘故。”[5]所以在肯定朱毛红军是帮助各地斗争的一大力量的同时，提出“主要的还是要发动当地的群众起来，成为群众的行动。打破群众等待与依赖朱毛的观念。”[3]P22
广东省委也认为当时朱毛红军不宜入东江，因为“党和群众的工作还不够，红军进来更使群众专依赖红军力量，将步海陆丰过去的后尘而失败。”[6]可见也是担心缺乏群众基础，产生过分依赖红军的思想。广东省委认识到，红四军得以战胜困难，保全革命势力，艰苦奋斗牺牲的精神，“确为一般同志所敬仰，尤其是一般工农群众更对你们存极大的希望。”其行动的确已经“得着一般群众的认识”，“影响在群众中的确不小”。但又认为群众对于红四军这种过火的希望“固然是不好的，因为会使他们发生依赖红军的心理，而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并向群众指出“要自己积极起来斗争才能够保障朱、毛红军的胜利，才能够自己得着解放。”[7]广东省委并批评东委“有过于估量朱、毛红军的力量，而不相信东江群众伟大力量的倾向。”[8]P30提出：东江苏维埃的巩固、发展与完成，是要取决于东江群众斗争的本身力量。认为东江特委常委扩大会议对朱、毛存有幻想，尤其是东江的一般群众与党员，更容易有此影响，因此必须坚决的与这种倾向奋斗，打破指导机关、党内同志与党外群众的幻想与“等待”观念。朱、毛红军在东江广大群众未发动之前，绝对不应深入潮汕，以免蹈叶贺失败的覆辙。如朱、毛红军确已决定来东江之后，才应在梅属一带提出“欢迎朱、毛红军”与“拥护朱、毛红军”等口号，而在未到达之前，在该处绝对不应提出这类口号，给群众以等待朱、毛的观念。同样的东委不应将朱、毛红军来东江作鼓舞党内同志的兴奋剂；更不应故意扩大此宣传，以减低群众自动斗争的热情。[8]P20-21无独有偶，1928年6月，湖南省委在对湘南工作的决议案中也提出：“对朱毛部队不应有过高的希望，要打破群众等待红军的观念。”[9]P125可见这种现象在当时带有普遍性。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闽、粤两省委对朱毛红军的矛盾态度是很明显的。
二、闽、粤省委对朱毛红军矛盾心态的原因分析
每个历史现象的背后都有其深刻的原因。对两省委对于朱毛红军的这种矛盾心态进行考察分析，笔者以为，产生这种让人困惑的历史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与“群众党”和“先党后军”的建党思想及策略有关
中共建党思想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共产国际三大提出“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号召，五大具体提出群众党建设的命题和任务。中国共产党深受其影响，中共二大决议相应提出“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10]P162特别是中共四大“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全面部署了自身建设，掀开群众党建设和布尔什维克化的一页”。[11]而建设群众党和先党后军的建党思想及策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到群众中去，进行深入的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使党成为“群众党”，然后在人民群众被广泛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再组成以工农群众为对象的人民军队。当时有同志认为，“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10]P145。林育南就对“一说到革命，脑筋里就充满了军事运动的观念”提出批评，并提出“中国革命运动，此时还是宣传组织群众的时期，不应该作军事运动”[12]P149，152，这种认识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正因为如此，中共在早期忽视了军事工作特别是革命武装的创建，以致在面对蒋介石发动反革命事变时无能为力。即使是“八七”会议后，也强调暴动要先发动群众，不要依赖军事。“工农暴动的主力必须是工农群众自动起来的武装”[13]P141。到中共六大时仍强调“暂时武装起义在全国范围的意义，还只是宣传口号”，“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正要争取群众。”[14]P314
因此中央对福建工作的指示也表明了上述理念，提出：一定要改正单纯依赖红军扩大斗争的观念，必须一方面尽力扩大红军的影响，同时仍要在周围各地很艰苦的发展党的工作，利用各地群众自己的斗争，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使他们在红军尚未到来或到来之时，便可以自己起来。这样，便更可保证游击战争的发展与胜利。[13]P699要求省委指示各地党部特别注意发动群众自己起来斗争，“决不要到处都依靠朱、毛的武力去打。如果这样，必然养成群众依赖朱、毛的心理，朱、毛一去，一切斗争又成泡影，那是最不好的现象。”而要做到“朱、毛去后，仍能相当的保存这些区域的政权”。特别要“防止‘党随军走’的不好现象。”[13]P712
这种政策对地方党组织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地方党组织的态度与中央的政策有极大的正相关关系。不能太过于依赖军队，而要建立在对于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上，在此基础上再建立自己地方的红色武装。正是这一原因，福建省委开始不太赞成匆促地发动农民暴动。后来省委要求“闽西各县加紧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并在群众中建立党的领导力量。”[1]P207指示闽西党部应计划到如何建立和扩大苏维埃区域。这一计划应以群众为中心，而不是计划朱毛今天打这个地方，明天打那个地方，变为单纯的军事行动。这一计划应该以群众为主体，朱毛军队为补助力量。依赖朱毛力量去发展群众工作的“偷便宜”的思想，要严格的防止。同时提出“闽西工作勿与朱毛军队相混合，为组织红军不可与朱毛混合起来，组织群众不要只依赖朱毛的力量等等。”[1]P220这些指示基本是正确的。省委一再告诫：在斗争中必须以群众力量为主体，朱毛红军为附力，必须做到朱毛红军去后，闽西斗争还能继续下去。在苏维埃区域必须极力扩大红军和赤卫队的组织，极力扩充武装，使朱毛红军去后，仍能相当保存这些苏维埃政权。在苏维埃区域中党的秘密工作，仍须十分注意培养群众中干部分子，使红军去后，党仍能继续存在活动。特别要防止“党随军走”的不好现象。[1]P243提出：游击战争要群众有要求与在军事上有把握，其任务就是要发动广大的群众起来，扩大革命区域。而扩大宣传是党夺取群众的主要工作。[3]P23省委还指出“闽西向来[专]门崇拜‘洋共’，‘洋共’一去人心即觉空虚。”于是提出“一定要引起闽西民众决心，自己创造一个‘朱毛’。‘朱毛’来时则两个朱毛，不来亦可自己负责干下去。”[4]P375
广东省委早在1928年3月就对“重视武力轻视民众的弊病”，“结果养成农民倚赖红军，一切问题均不肯自己动手，而求助于红军”提出批评，指示东江特委：“战斗时绝对不许以红军为主力，亦不许有一点养成群众依赖红军的错误宣传。”[15]P116-1171929年又提出：“专靠武装冲突——游击战争是错误的。东江的党必须要注意领导发动群众日常斗争，使各地的斗争都普遍起来，决不可离开群众的日常斗争而专靠集中一部分武装去打反动乡村，做游击战争。”[2]P236
其实朱毛红军也是极为重视群众工作，刚到闽西时就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要猛烈的夺取群众”[16]P66，并用大力开展争取群众的工作。闽粤两省委与朱毛红军的意见和做法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与当时存在的“城市中心论”有关
党中央从“城市中心论”出发，提出以武汉为中心的湘鄂赣和以广东为中心的闽粤桂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设想。而且认为，虽然每个省都存在首先胜利的客观形势，但“福建与广东来比较看，具备首先胜利条件的是广东，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我们在红军的配比上，在全国范围内是向着武汉与广东的两个中心发展，争取这两个中心省份的首先胜利”[13]P739。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求红四军和闽西地方红军等都向着广东东江发展。
可以说当时党中央和各省委都尚未认识到朱毛红军在农村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为城市工人不起来，取得城市的政权，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我们的力量在乡村不论如何大，终难得到长期的胜利。
福建省委也存在着“城市中心”倾向，认为“城市工作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工作的中心，福州、厦门、漳州的工作，应该站在第一重要地位；如果以为反军阀战争的工作容易在农民中扩大，朱毛到闽西使闽西工作更形紧张，因此将工作中心移到闽西去，而忽视了城市工作，那是莫大的错误。”[1]P218红军“只要有可能时，便应该变更游击的方式与工农群众的暴动汇合起来，夺取最[主]要的城市，如三大城市及泉州、莆田等建立苏维埃政府”[3]P171。虽然也认识到朱毛来福建，对农民的影响特别大，加紧农村工作甚为重要，闽西斗争为目前中心工作之一，但还是把城市摆在第一位，这就不能不影响省委对于从事农村革命斗争的朱毛红军重要地位的认识。
第三，与当时军队中存在非无产阶级思想有关
当时红军正处于初创阶段，正在探索如何建设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但在农村环境下，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红军中存在着许多错误倾向，比较突出的表现如单纯军事观点，走州过府的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红军中还存在着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小团体倾向等。对于武装工农的问题，四军中存在着许多不正确的观念，如好枪不发给地方，坏枪尽数送给农民，把群众与红军分做两个东西，有根本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危险。[13]P638还有就是红军与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应建立正确关系的问题。这种状况的存在，使红军离真正的人民军队还有很大的差距。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因此地方党组织对于红军行动的某些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在古田会议上，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是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17]P85-86随着古田会议决议的贯彻，使红军的建设得到极大提升，克服了各种缺点，肃清了非无产阶级思想，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保持军队的人民性质，红军真正成为人民军队，这样的军队才是可以长期驻扎，做永久依靠的。
第四，与闽西及红军的实际情况有关
当时闽西党组织的发展不平衡，总体上比较薄弱。全区11县，有党组织的仅永定、上杭、龙岩、平和、长汀、武平6县，其他尚未开始组织，而有组织的6县中也是很畸形的发展，相差太远。普遍存在组织松懈、党员质量差、干部缺乏等问题。红四军占领长汀后就曾指出：汀属党部太弱，担负不起建设政权的责任，目前主要的工作是扩大党的组织及群众的组织，建设政权机关及闽西红军，望省委以大力注意此间。而且闽西确实存在重视红军工作而轻视党的工作的问题，省委指示中就提到，闽西“特委和县委的负责同志，时常调到军队中去工作，以致特委和许多县委弄成一两个包办，开会很少。”要求“各地党的负责人不要跟着红军跑，以致红军跑了党和群众工作便完了。”[3]P209，212省委担心像过去一样，“斗争一失败，党也跟着塌台”[16]P62。更担心因为党的组织不健全，工作不到位，而造成朱毛红军一离开，工作便塌台的后果。
当时朱毛红军力量并不大，只有三个纵队，仅3000人，1500支枪，子弹极少。在向中央报告中也说：“中央在估计力量时，不可把我们估量得太大。”[16]P69所以，在中央并不看重朱毛红军、并不看重农村斗争的情况下，福建省委对朱毛红军的态度也就顺理成章。
还有，地方党组织与朱毛红军关系缺乏明确的规定，也影响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中央曾指示，“所有管辖的范围，依据环境来决定，所有管辖区域内工作，完全由前委指挥。前委在江西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时受湖南省委指导。主管的省委，接到前委报告，应立即回答，并将前委的报告及省委的回答立送中央。”但对于省委一级没有明确的规定。前委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超地方性质的红军，不但不宜受县委与特委的指挥，亦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挥。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应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毒害。”[16]P76-77“实质上便是前委变成这一区域的特委”。当时中央规定，彭德怀部队直接受江西省委领导，与湘鄂赣边湘赣边的特委发生横的关系，当时彭德怀第五军也组织了前委，可见朱毛红军的领导关系应该也是相同的。红军的指挥没有统一，因为“没有严格的规定，对各地红军，除中央指挥外，各省省委以至特委都可以指挥，于是指挥的系统既紊乱而决定又常不免有抵触。”[13]P758
第五，与对建立稳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认识不到位有关
当时朱毛红军刚到赣南、闽西游击，地方党组织对它并不是很了解。而中央受“城市中心论”影响，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尚未认清。中央在“二月来信”中提出：要朱毛离开部队，分编我们的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中去，不然，东窜西奔，这一武装力量将日益与广大农民群众的日常斗争隔离而成为农民群众以外的一个武装力量。“决不宜在任何时候竖起一个集中的目标给敌人攻击。”[18]P56甚至到1930年初，李立三仍认为，优先在湖北、江西、福建等有农村苏维埃基础的省份夺取政权，那就是“偏安”“割据”的局面，绝对不可取。向忠发要周恩来向共产国际表明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可能导致错误观点、地方割据”[18]P201。可见对建立稳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认识还比较模糊，还没有探索出开展农村革命的正确道路。当时红军中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也存在不正确认识，有的认为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是军队的任务，而是地方党的事；有的热衷于攻打大城市，对农村不感兴趣；有的认为建立根据地是徒劳的，提出“走州过府，流动游击”的口号，以此“扩大政治影响”。
1929年2月，福建省委就估计，朱毛红军只是“在闽西作一短暂的休息，然后沿闽、赣边境开往闽北，转入江西。因为闽北的统治力量比闽南更为薄弱也。”[1]P81-82确实，当时及以后，红军不可能完全呆在一个地方，而必须承担繁重的任务，要开辟新地区，新的根据地，要转战湘、赣、闽、粤诸省，甚至被调去攻打大城市。正因为此，省委本来认为朱毛红军的到来，使“闽西在目前有发动斗争来取游击战争造成数县割据的可能”。但朱毛红军离开闽西开回江西后，又产生“要在闽西造成割据局面在目前还是不可能”[1]P173的想法。福建省委曾提出，朱毛红军可以而且应该在闽西久占，帮助闽西农民斗争。但这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央提出红四军“不应死守一地”，而要开展游击战。“红军应该是采取经常游击的政策，若停留在一个地区，或企图固守一个地带，求其继续存在，这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陷于失败。”过去罗霄山脉政权（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就是证明。而“在一省或几省以上的政权就不然，因为他有一个比较足以维持的经济基础，自然有可能作为一个发展或保持的根据”。[13]P635
正因为当时没有建立稳固根据地的思想，所以作为地方党组织来说，肯定也担心朱毛红军只是偶尔帮助一下。如红四军从长汀退走后，反动军阀就“乘机捕杀农民，焚劫奸淫，无所不为”。[1]P170更担心的是红军一走政权垮台，群众斗争受到影响。只有真正从城市转向农村，建立稳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才能打消地方党组织的疑虑。
三、结语
在革命的探索过程中，闽、粤省委初期对朱毛红军的矛盾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作为地方党组织来说，红军是流动式的，特别是主力红军，它不是一直驻扎在一个地方，肯定要随着任务的变化而调动，所以地方的坚持和发展不能过分依赖于主力红军，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特别是工农群众的力量。另一方面，革命斗争特别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是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各级组织互动配合的结果。作为朱毛红军来说，并不是凭空就能够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一定要有地方原有的基础，要得到地方党组织和人民武装的帮助和支持。而地方上一点都不依靠红军是做不到的，必须得到中央红军的帮助。所以应该是正确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局面，既通过发动群众工作来壮大红军队伍，又通过红军来进一步发动群众，做好群众工作，这样才能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和取得胜利。
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分析可以看出，闽、粤两省委对朱毛红军的态度并非如想象中那么好，这与中央先党后军的策略、党和军队的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等有关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都有深刻内在关系。随着红军中党和军队的建设得到加强，特别是根据地建设成为一种实际步骤，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于是地方党组织对于朱毛红军的态度所担心的问题得到完全解决，担心也就消失，各方面的认识也更为清晰，从而形成既依靠主力红军，又有地方党组织的配合的良好关系，并大力做好群众工作，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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