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关于五四运动的主题认识问题，目前存在割裂、对立的观点，尤其是持“救亡压倒启蒙”来解释中国社会后续发展，不利于正确评价五四运动。目前学界以“救亡就是启蒙”进行反驳，但限于原有的理论范式的束缚而显得苍白无力。实际上，从唯物史观的历史解放与思想解放的关系理论来看，“救亡”高于“启蒙”并且后者从属于前者，这是物质实践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体现，马克思讲过“意识没有历史”，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即它的发展决定于实践的发展。“救亡”是改变社会关系的革命行动，属于物质实践范畴，而“启蒙”不过是“思想解放”，其从属于“救亡”的“历史解放”。五四运动的 “启蒙不足”，不是启蒙本身的事，而是“历史解放”不足的事，即“历史解放”的不平衡性。中国近现代，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迅速实现了多个层次的上层建筑更替，但是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的经济基础却没有跟上，这是事实。“启蒙不足”这一“思想解放”的缺项，根本上是“历史解放”的不平衡和由之引起的。“经济基础”的发展和“上层建筑”的革命，都是“历史解放”的内容，中国的发展曲折就是“历史解放”的不平衡，不是“思想解放”的“启蒙”不足。
[关键词] 五四运动主题;唯物史观;历史解放;思想解放
[中图分类号] K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19）03-0001-10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在近现代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就运动的内容而言，目前普遍认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引起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属于政治斗争范围;二是以倡导民主和科学来反对尊孔复古逆流变革旧文化、旧道德的文化运动，实质上是思想解放运动。二者被李泽厚以“救亡”和“启蒙”两个范畴来概述，并揭示为五四运动的双重主题。“救亡”与“启蒙”提出后，二者的关系就成为人们认识和评价五四运动的一个基本理论范式，同时也是学界需要解答的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和把握“救亡”与“启蒙”二者作为主题之间的关系。目前，学界存在一种对立理解的声音，这样可行吗？实际上，如何科学理解二者作为事实发生和相关性，这才是正确理解五四运动主题问题的维度。就此，本文立足唯物史观从历史解放与思想解放的关系来谈谈这个问题。
一、学界对立理解五四运动主题问题的相关论点
关于五四运动的认识和评价，对立性地理解其主题及相关问题的观点一直存在。长期以来，这种对立理解有三种情况。
（一）并列地对立理解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关系，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理解为外部性的，从而蕴含了对五四运动主题的分割
如何看待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有合一的，有分开的。分开看的代表首选胡适。他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理解为两个运动，而不是一个运动的两个方面或两个阶段。事实上，他并列地理解二者的关系，以至不是从一个事物的内部关系来看待它们，而是从两个事物的外部关系来看待它们。不仅如此，而且对立地解读它们的主题及其相关性。一是把五四运动理解为一种政治行为，二是把新文化运动理解为“中国文艺复兴”，提出五四运动仅仅是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一件偶然事件，尽管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也产生了影响。就此，1930年，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当时（民国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1]到了50年代，他更直接地提出：“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2]他的这个“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评价，反映了他的思想逻辑，即既不把新文化运动归结于五四运动来理解，也没有把五四运动归结于新文化运动去理解，而是把五四运动指认为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外加的一个突发性政治事件，虽然也承认这个事件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历史性的改变，但是认为新文化运动转向五四运动，这就导致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夭折。就此，他说：“从此以后，我们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一个文艺复兴运动，有的时候叫新思想运动，新思潮运动、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就变了质啦，走上政治一条路上……”[3]显然，胡适没有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理解为一个事件，而是理解为两个事件。这样，通过这种“外部化”的关系处理，从而割裂它们的本质联系并对五四运动进行否定，指认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某种“冲断”。这种对立、分离观点就蕴含了对五四运动主题的分割。
（二）同构地将新文化运动归入五四运动来理解，提出“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主题和发展线索，但因双重主题差异而存在张力并呈现为“救亡压倒启蒙”
从“救亡”与“启蒙”双重主题和线索来理解五四运动，这是学者李泽厚提出的。1986年，他在《走向未来》的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说道：“五四运动包括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4]这两个运动的性质不同在于，前者屬于反封的“启蒙”，后者属于反帝的爱国“救亡”。从此确立了五四运动“救亡”与“启蒙”结构的解读范式并得到学界的响应。此后，“救亡”与“启蒙”就构成五四运动研究的一个主导性模式和论题，对理论界影响很大。
李泽厚提出，在五四运动中“救亡”与“启蒙”是合流于一起的，形成了双重主题变奏。但是，李泽厚又认为，而随着时局发展，尤其在1920年以后，这两个主题逐步演变为“救亡压倒启蒙”的情形，并因启蒙不足而引起了中国近现代的曲折发展。[5]他的论点蕴含了五四运动内部的两个主题存在张力和分离，这是李泽厚的主要观点和作为学界对立理解的一个典型表达。虽然学界也有人从“救亡”就是“启蒙”的进一步展开来批评他的这种“压倒论”，但是屈从于“救亡”与“启蒙”概念及其关系的理论模式运用，使得他的理论变成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和评价范式，批判的有效性无疑有限，反而还增强了其影响力。就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问题，李泽厚不同于胡适的观点在于，他是从事件内部维度来重构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即把胡适的外部对立转化为内部性的“救亡”与“启蒙”双重主题的对立，实质上是对立解读没有变，只是改变了解读的逻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