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韩国人民反对殖民统治和争取祖国光复的独立运动一刻都没有停止过，一些韩国志士还来到中国开展独立运动。对于韩国人民和在华韩国志士的独立运动，中国共产党将其视为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了有力的声援和支持。特别是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韩国志士携手并肩抗击日本侵略者，为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韩国独立运动；韩国；反日斗争
[中图分类号]K3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1-0008-07
[收稿日期]2017-05-07
[作者简介]孙科志，男，河南科技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韩国史和中韩关系史。（新乡453000）
日本吞并韩国近代中国指称朝鲜半岛时曾用朝鲜、韩国、高丽和三韩等，没有统一的标准。为了行文方便，除引文和专有名称之外统一使用韩国指称近代朝鲜半岛。之后，无数韩国志士来到中国，开展争取祖国光复的独立运动，因此中国成为了韩国独立运动的主要战场。韩国志士在中国开展独立运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国社会的各种力量发生交集，作为这一时期重要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在国共合作时期，很多韩国志士进入了有不少中共党员执教的黄埔军校学习，随后又参加了北伐战争。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一些韩国志士参加了中国革命队伍，并追随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不少韩国志士响应这一号召参加到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中。同时根据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在中国的韩国共产党人在组织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共产党人并肩抗日。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吸纳了众多韩国独立运动志士，出现了由他们组织的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等团体，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并肩作战，直到抗战胜利。由此看来，在韩国志士争取祖国光复的独立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与韩国独立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于中国共产党与韩国独立运动，目前中国学术界和韩国学术界均有不少研究。就中国学者的研究来看，石源华的著作《中国共产党与韩国独立运动纪事研究》，比较全面地整理了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1]《论中国共产党与韩国临时政府的关系》一文介绍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态度及变化；[2]（118～127）谢俊美的《20世纪前半期中国共产党的韩国观》主要利用《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对韩国问题的认识。[3]（32～35）此外还有一些关于韩国独立运动的研究也涉及到了中国共产党与韩国独立运动这一话题。就韩国的研究成果来看，廉仁镐的《朝鲜义勇军》主要讨论了在抗日根据地与八路军联合抗日的朝鲜义勇军的活动；[4]（170～210）张世胤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韩国独立运动的认识与应对》主要论述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韩国独立运动的论述；[5]（255～275）韩相祷的《华北朝鲜独立同盟与中国共产党》主要探讨了华北朝鲜独立同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6]（113～139）此外还有一些成果也涉及到了中国共产党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韩]金志勋：《中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韩国认识》，《历史学报》184，2004年12月；[韩]韩诗俊：《中韩文化协会的成立和活动》，《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第35辑，2010年4月等。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所创办刊物的有关报道对中国共产党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进行一番探讨。
一、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韩国独立运动的认识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开始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他们创办报刊，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受中国关注韩国问题的社会氛围的影响，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也一直关注着韩国。1919年韩国“三·一运动”爆发后，作为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每周评论》在1919年3月16日出版的第13期中以《民族自决的思潮也流到远东来了！》为题介绍了“三·一运动”的消息，其中指出：“这回朝鲜独立的运动，表面上似乎是受欧战的影响，其实他们蓄志也不晓得有多少年了。现在看他们独立的预备非常周密，暴动非常文明，就可以知道朝鲜的革命，是有组织的，是曾经过训练的。凡事有果必有因，既看见朝鲜独立运动的结果，就不能不把他独立运动的原因写出来。”[7]文章根据“独立团的宣言”总结道：“自日本并吞朝鲜以后，专用强制同化主义，去对付朝鲜人”[7]；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朝鲜人“不要说参政权啦，就是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也剥夺完了；就是信教自由权、营业自由权，也受种种的拘束。政府各机关，重要的部分，皆用日本人，法律上待遇上也无一处不极力表示优劣的差别”[7]；在经济上，日本“又拼命地奖励移民，教日本人去排挤朝鲜的土人；又把朝鲜生产的富源，全归在日本人的手里”[7]。这种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压迫“就是教他们不能不独立的原因”。[7]也就是说，在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看来，“三·一运动”的内在动力是日本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等方面的残酷压迫，而“民族自决”的思潮得到海内外的韩国知识人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鼓动作用。文章还对韩国民众非暴力的革命形式赞誉有加，称“他们自信拿正义人道打破武力强权，所以不用武力，纯以人民的资格运动，简直可以说是在革命史中开一个新纪元”。[7]
同时，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代表人物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题为《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的社论，对“三·一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他在文章中写道：“这回朝鲜的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明瞭正確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我们对之有赞美，哀伤，兴奋，希望，惭愧，种种感想。”[8]在这场运动中，韩国民众并没有“因为没有武器，便不敢反抗，便抛弃主人翁资格”，[8]因此，“我们相信朝鲜民族独立自主的光荣，不久就可以发现”。[8]当然，陈独秀也将韩国民众与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各界进行了比较，指出韩国面临着“本国和外国的军阀联合压迫”，“不但乡下的农民老百姓，不敢做声。就是咶咶叫的名流、绅士、政客、商人、教育界，都公然自己取消了主人翁国民的资格，降作第三者来调和政局。”因此，“比起朝鲜人来，真是惭愧无地！”。[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