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50年代后期，晚年的毛泽东在带领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接二连三的挫折和失误。关于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多种观点。本文将就这些观点进行梳理并作简要述评。
[关键词]毛泽东晚年；错误；原因
毛泽东逝世之后，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即成为学者们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而其中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研究更是重点，出版的著作、发表的论文汗牛充栋。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大量有深度的成果，对此进行总结概况，有利于深化对毛泽东的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顺利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重要启示作用。
一、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时间界定及其表现
（一）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时间界定
研究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首先必须弄清楚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看法。
第一种观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始的，这之后直至毛泽东逝世的近20年间，社会主义建设在“左”倾道路上渐行渐远。绝大多数学者持这种观点。第二种观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是从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种划分方法既符合人生的自然规律，又符合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开始发生转折的时间。从当前的研究资料来看，认同此种观点的学者为少数。
（二）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主要表现
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概括，学者们的观点基本统一，即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主要是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对具体表现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总结。
一些学者从微观角度，对历史史实进行了梳理，认为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具体表现：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把战争年代的群众运动经验运用到经济建设中；对彭德怀的所谓“反党集团”的批判，使阶级斗争从党外进入党内；“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另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表现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他们认为，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主要是对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认识产生了偏差，违背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出现错误。[1]
二、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
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一直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问题。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历史文化原因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长期实行专制制度，文化落后、民主缺乏的传统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1.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短，情况复杂。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刚刚起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处于探索阶段，在不成熟的实践中很难产生成熟的理论。加之当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还未明朗化，各种情况变化莫测，作为国家最高领导者在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难免犯错误。
2.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一方面，毛泽东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也对毛泽东晚年犯错误产生了负面影响。其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意识。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传统意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忠君意识助长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倾向。其二，中国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有着数千年小农经济传统的中国，不乏理想社会的空想——大同思想和均平思想。毛泽东对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很是赞赏，曾多次使用“大同”比喻我们要建立的理想社会。
（二）经济因素的影响
1.小农经济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但是生产力仍不发达，小农生产方式并根本改变，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大量存在。这种经济环境，难免会使中共及其领导人的思想带有封建主义和小生产者的色彩。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便是小生产者急于改变自己贫困状态的急性病和平均主义的产物。
2.经济体制的弊端。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新中国基本模仿了苏联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党和政府用行政命令控制工业、农业和手工业，形成了一呼百应的高度集中体制，经济指标的随意改动也就不成问题了。另有学者认为，旧经济体制模式保留了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等社会现象得以滋生的条件，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重要因素。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相应决定了我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组织体制的弊端，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体制方面的根本原因。[2] 总之，经济上国家统的太多，管得太死的弊端是毛泽东晚年犯错误不可忽视的极为重要的体制性原因。
（三）政治因素的影响
1.政治体制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决定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政体的弊端有很大关系。第一，领导制度和监督机制的弊端。有学者认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的主要弊端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党内外的监督机制，使领导体制蒙上浓厚的“人治”色彩，并产生了个人专断现象，这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原因。第二，决策信息来源主渠道的偏差。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调查研究的主渠道应该是各级党政组织系统。但是，随着“左”倾思潮的蔓延，党内斗争过火，个人崇拜盛行，形成了实事求是者受打击，谎言浮夸者受表扬的极不正常局面，不符合实际的报告，成为做出错误决策的主要依据。
2.全党认识水平整体不高。有些学者认为，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形成与社会主义初期全党的认识水平整体不高有关。建设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除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获得一些理论指导外，主要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取得的经验中获得借鉴。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共领导人受苏联模式弊端的影响，做出了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错误判断，从而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重大损失。
3.党内少数野心家、阴谋家的推波助澜。有学者认为，党内一些别有用心的阴谋家对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林彪、“四人帮”为了实现个人目的，疯狂推行崇拜毛泽东的反科学、反民主的政治化运动，助长了毛泽东的错误。国外学者魏斐德认为，林彪试图使毛泽东仅仅成为一个人民解放军的“领袖”（而林彪自己保留唯一的“统帅”），建议毛泽东在接受个人崇拜条件下让出实权。[3]
（四）国际因素的影响
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着直接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存在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国际政治形势风云突变，中美、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是影响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因素。
1.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第一，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冲击波对反右运动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中共中央要求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许多人受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提出尖锐的意见，其中出现了一些过激言论，毛泽东把它看成是波匈事件的翻版，是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原因之一。第二，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热潮，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经济赶超战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既定战略。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运中的“赶超”战略是“大跃进”发生的直接动力。[4]第三，中苏关系的非正常化发展，刺激了“大跃进”进一步发展。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领导人干涉中国内政，使毛泽东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抵制大国沙文主义，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加速进行经济建设，尽快发展工业，率先实现赶超目标，更加坚定了毛泽东把“大跃进”坚持到底的决心。第四，中苏分歧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产生重要影响。中苏分歧使毛泽东产生了一种“反修防修”的严重危机感，进一步加强改换接班人，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
2.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影响。第一，“大跃进”发动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封锁。新中国成立后，以美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实行政治经济全面封锁的政策，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如何在帝国主义国家封锁压制中生存和发展下去和如何在一个贫困落后的东方大国尽快地巩固、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以争取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权的全新课题。第二，中美关系持续紧张，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环境中，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在继续推行武装侵略和干涉中国的同时，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新战略，这促使毛泽东提高了对修正主义的警惕，开始探索在国内怎样防止修正主义的复辟问题。[5]
（五）主观因素的影响
众多学者认为，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执政长达27年，他的知识结构、理论认识、性格特点以及个人经历对其晚年的错误起了重要作用，也可以说是核心作用。
1.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和个人经历有局限。毛泽东的知识虽然非常渊博，但是知识结构却存在缺陷，这种局限性影响了他决策的科学性，使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都走向了误区。学者们将毛泽东知识结构的特点进行了归纳：社会科学知识结构合理，政治知识和国内知识丰富；自然科学知识结构不合理，经济知识不足，民主认识、法制知识相对单薄，有关国外知识薄弱。毛泽东知识结构的这些特点对毛泽东晚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极其不利影响。有学者认为，毛泽东一生只到过国外两次（苏联）的经历，限制了他的视野。毛泽东一生没有去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西方的现代化成果缺乏直观的了解，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只能借鉴苏联的经验，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阶级分析的把握和应用方面出现了偏差。
2.毛泽东的理论认识和思考有偏颇。学者们一致认为毛泽东对理论的认识偏颇是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主观原因之一。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应从理论根源和认识论根源中找。从理论根源上看，毛泽东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没有完全弄清楚。他对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斗争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问题，理解有严重的偏差，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实践活动必然遭受挫折。从认识论根源上看，毛泽东晚年背离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陷入严重的主观主义，不合实际地套用经验，致使犯了急于求成的大跃进错误；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6]国外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探讨了毛泽东晚年失误同他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乌托邦观念的关系。“毛泽东主义的乌托邦成分”在“大跃进”时表现得最充分，在60年代初从激进的公社化方案被迫后退并重新维护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官僚机构的权力后，意识形态舞台上仍然有这种成分存在。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乌托邦成分又燃烧着启示的怒火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7]
3.毛泽东的个人性格有缺陷。毛泽东身上有些“虎气”，有些“猴气”，这种形象的比喻表现他基本的性格特征，这也对他晚年的探索有一定的影响。性格中融合了“虎气”和“猴气”，使得毛泽东常常不满足于稳定和平衡；过分的自信和固执，使他难以在错误的道路上加以自我矫正；诗人般浪漫的个性又助长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热情，为他陷入空想社会主义模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综观学术界关于毛泽东晚年犯错误原因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产生了丰富的成果，但同时也应当看到研究中仍然存在不足。
其一，研究可更细致、深入。纵观现有研究成果，对于毛泽东晚年犯错误原因的研究，国际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影响方面研究的较为详实，政治、经济因素影响的研究尚有拓展空间，可以更加具体、深入。尤其是经济因素分析的较少，不够丰富，应重视起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应更多的关注经济因素的影响。
其二，国外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应多吸收。在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原因的过程中，注意吸收、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在研究问题时，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有些方面问题的研究能做到更客观、更科学。当然，国外学者的生活环境、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原因的问题，难免具有局限。对于国外的研究成果，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批判地吸收。
其三，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可多样化。随着学科交流的日益深入，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推进毛泽东晚年犯错误原因的研究，便成为一种重要趋向。既有成果表明，已有学者运用哲学、心理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还有学者用合法性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来分析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可综合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全面、多层次的研究问题，就要做到除了宏观考察外，还要微观审视，使毛泽东晚年犯错误原因的研究空间更加广阔。比如，从思想史的角度关注毛泽东的思想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成因的影响；运用比较研究法分析毛泽东晚年错误形成的客观原因，等等。
注释：
[1]李俊：《近十年来毛泽东晚年若干问题研究综述》，《北京党史》2011年第2期。
[2] 李安增：《近三十年来“文化大革命”成因问题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3期。
[3] [7] 石仲泉、萧延中主编：《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351页。
[4] 李安增、赵付科：《“大跃进”运动发生之国际因素论析》，《理论学刊》2001年第1期。
[5] 金春明：《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0年第7期。
[6] 许兴全：《晚年毛泽东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