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外交路线与毛泽东的外交路线有两个明显的区别。首先，赫鲁晓夫排除了在热核时代以世界大战的方式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赫鲁晓夫说："必须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和平共处政策是"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的战略路线"。强调"整个时期"，就是说即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超过了资本主义阵营，在核武器能够毁灭人类文明的情况下，也不能考虑用战争手段来战胜资本主义。毛泽东则不排除世界大战与核战争的可能性，他在莫斯科会议上说，中国有六亿人口，世界有二十七亿人口，如果打核战争，"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就社会主义化了"。
其次，赫鲁晓夫还主张两种制度之间既有斗争又有合作。他说："列宁的不同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意味着不仅仅没有战争，意味着不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休战状态。它以这些国家之间保持友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为前提，规定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和平国际合作。"《六评》中嘲讽赫鲁晓夫对于这种合作的热衷：美国派出间谍巴洪到苏联去活动，苏联政府逮捕这个间谍，本来是完全正当的。可是，在肯尼迪叫嚷说，美苏小麦买卖"要靠两国有合情合理的气氛"，"这种气氛因巴洪被捕而被大大破坏"之后，苏联政府就以"对巴洪命运的（人道主义）关怀"为理由，不加审判，急急忙忙把这个被宣布为"侦讯证实""干了反苏间谍活动"的美国间谍释放了。毛泽东则一再表示中国是有骨气的，不怕资本主义阵营的经济封锁，你越封锁，我的经济自主性越强，自力更生的精神越旺盛，封锁上一万年，中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六七十年代主张"内源发展"、"脱钩战略"的依附理论家和当今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也是反对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合作的。但是，赫鲁晓夫所谓"和平竞赛"、"和平国际合作"，都是以两个不同制度国家阵营、两个世界市场的分立并存为前提的，与现在所说的"经济全球化"不是一回事。
１９６２年春，时任中共对外联络部长的王稼祥在给领导人的信件和主持撰写的文件和提纲中，阐述了对外工作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他主张："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大战。不要说必须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强调世界大战的危险，而冲淡防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把民族解放运动说得超过了和平运动"。"我们不宜突出，不易打头阵"，"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须要适度收缩"。"有进、有退、有攻、有守、有争、有让、有拖、有解，好像这些都是对外斗争中必不可少的手法。"后来，毛泽东在和新西兰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将王稼祥的意见概括为：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简称"三和一少"，"文革"中更被上纲到"三降一灭"。在今天看来，王稼祥的外交思想与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确有许多相通之处，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不可能提出解决坚持和平共处外交路线与解放台湾这一对矛盾的妥善办法。
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外交思想有两大支柱，或者说有两大理论突破：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取代"解放台湾"，以"一个世界、共同繁荣"取代"两个阵营"。"和平发展"论对"和平共处"论的超越正是体现在这些方面。对于上述三者的内在联系，迄今为止人们还缺乏深入的探讨。
１９５４年周恩来积极推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曾经得到过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只是由于无法在这一外交架构下实现解放台湾的目标，才导致毛泽东以战争边缘替代了和平共处。当然，邓小平能够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离不开毛泽东在七十年代所做的铺垫：提出"小问题是台湾，大问题是全世界"，以及表示台湾问题的解决可以等待一百年。"解放台湾"是"我吃掉你"；而"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如果没有在台湾问题上的足够自信与恢弘气度，邓小平就不可能牢牢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者要否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也必然会以否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对台方针作为突破口。在邓小平离开政坛之后，已经有人利用台湾问题做了大量的文章。而台湾新领导人从"台独分子"到提出"四不一没有"、"未来一个中国"，重新检讨"戒急用忍"；以及近来台湾陆委会所公布的民调，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支持度增加都说明散布"台独"迫在眉睫、台海一战不可避免的紧张空气，是缺乏充分事实根据的，是特殊利益集团刻意所为。
"一个世界"的正式提出，已经是九十年代了。在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的西雅图会议上，江泽民首次提出：当今世界领导人应把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世界带入２１世纪。在江泽民和希拉克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６日签署的《中法联合声明》中，也有"实现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的提法。但是，"一个世界"思想的产生要早得多。１９８５年，邓小平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１９８８年，邓小平对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说："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发展战略的提出，显然也是以"一个世界"、"一个市场"为前提条件的。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与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以及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提出在国际事务中以"对话代替对立，合作代替仇视，坦诚代替怀疑"，在大方向上都是一致的，因而在经过三十年的紧张关系后，中苏和解至此终于水到渠成。
"一个世界"的理论突破，是其他一系列理论创新的先导。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指出："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只有在"一个世界"的框架下，才能认定全球化"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而不是继续顶礼膜拜"谁战胜谁"的历史趋势。在过去"两个阵营"或"三个世界"的框架下，只能谈论"阶级利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不能提"全人类的利益"。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则明确宣告：应超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对彼此之间的分歧，要坚持对话，不搞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加以解决。也只有在"一个世界"的基础上，才能把国家利益放在意识形态利益之上，现实主义地研究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同异、重合、冲突、博弈，研究"安全两难"与"集体安全机制"，研究"军事安全"和"综合安全"以及"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相互关系。
"共同繁荣"理念的提出，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突破"亡我之心不死"、"阴谋论"、"国际阶级斗争"、"零和博弈"等种种传统观念的束缚，开始把外交视为争取"双赢"、"互利"，创造良好国际环境，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总体目标的工具，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它反映出中国人对自身所处位置的重新定位，对国际社会的某种新的承诺，代表着历史的进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指出：在２０世纪晚期正在出现一种由另一些世界主要力量应具备的品质构成的价值观，与１９世纪传统的权力观是不相同的。世界主要力量"应具备"的品质中包括对国际体制的积极参与、承认相互依存是国际关系中的客观现实、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弱化国家主权以解决某些全球性问题等新内容；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相信，逆这一趋势而动的话，即使这样做与传统政治观相一致，也会使中国"负责任的大国"的自我定位大打折扣，引致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以前，比如在毛主义时期，由于决定奖惩的国际"民意"主要由激进的第三世界国家和革命运动组成，中国对于外部批评是不屑一顾的；今天的"民意"则主要由想维持现状的国家组成，国际形象成为不仅需要考虑而且必须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