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韩国“新村运动”的起因及背景
韩国山多地少，人口密度大；工业基础薄弱，资源匮乏，只有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由于人口对有限国土面积的压力日益增大，从而导致地价不断上涨。基于这种国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分配不公，社会不断动荡。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农村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城市，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原有的传统文化、伦理和秩序。
韩国政府认为，依靠人力资源开发发展经济是韩国得以快速、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20世纪60年代，韩国推行了两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启动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工农业发展速度之差从2．5个百分点扩大到8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年均收入也拉大了差距，导致农村人口的大批流动，并带来了诸多城市社会难题。同一时期，由于政府忽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结果造成农业和农村的严重落后，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
农业的相对落后导致国内工业产品市场的缩小和粮食进口外汇的浪费，威胁到工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对这些严峻问题，韩国政府不得不推行“新村运动”。1970年4月22日，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在旱荒对策会议上发起了“新村运动”：设计实施一系列开发项目，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基本精神、以振兴国家为动力的新村运动在农村开展后，迅速波及工厂、学校及城市，向全国范围扩大；运动内容也由单纯的管理改革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方面，成为一场席卷全韩的全方位社会改革运动。
二、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
韩国的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农村环境、住宅、道路、电气化、饮用水、农业生产、农民收入、农村金融、农民教育、农民协会、民主参与等，同时启发和唤醒农民自身自主、勤勉、合作精神，激发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现和发挥农民自身的潜在能力。新村运动初期，韩国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生活环境上，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变了农村面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称赞。其内容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基础设施建设。新村运动初期，全国大部分农村都组织实施了修建桥梁、改善公路的工程。到70年代后期，全国实现了村村通车；不少农民无偿让出自己的土地，供村里修路。
1971年，在全国250多万农户中，约有80％住茅草屋，但到1977年，全国所有农民都住进了砖瓦房。政府也积极给予贷款，支援农民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20世纪60年代末，在韩国农村只有20％农户有电灯，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装上了电灯，90年代全国已实现电气化。
新村运动开始时，村民们自觉地把山上的水引到村里的蓄水池后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户。80年代，普遍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也明显得到改善。
2．思想教育和培训。韩国决策者在“新村运动”发起之初就指出，依托人力资本发展经济是韩国得以发展的唯一途径。政府除了在政策、制度、资金等方面给予农村强有力的支持，加强对农民的组织、教育和培训，是新村运动成功的关键所在。农村进行了各种各样教育，对基层新村运动指导者的培训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培训由新村运动中央会和分布在16个市、道和236个市、郡的分支机构具体实施，中央会还设有研修院。来自一线的指导者，通过系统培训，责任心、牺牲精神和实际能力都明显增强。他们的具体指导，保证了新村运动的健康推进。在农村，持久、广泛开展的法制、公德、忠孝伦理以及环境等方面的社会性教育，则促进了农民素质的全面提升。
20世纪70年代，最初启动新村教育时，曾经当过军人和农村教师的朴正熙总统，深知政府官僚体制弊政和形式主义花架子，建议总统府介入，他亲自审核过问培训计划和方案，毅然修改由官员、学者、宗教领袖一统天下的培训计划，增加农民学员上讲台陈述亲身经历的成功事例报告，增加了精神、伦理等培训内容。
同时，韩国从开展新村运动的第二年开始，各地农村纷纷兴建村民会馆。农民有了自己的会馆以后，不仅用来召开各种会议，还用来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村民会馆还经常向村民展示本村发展计划和蓝图。在村民会馆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农民学会了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实践能力，村民会馆成为长期不间断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主要阵地。村民会馆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向农民灌输正直诚实的价值观，培养农民勤勉、自强、团结和奉献的主人公使命感、集体荣誉感和生活态度，并倡导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
3．政府扶持和科技推广。由于当时的困难状况，韩国的新村运动是从政府支援少量水泥、钢材等物资，帮助农民改变基本交通、水利、居住条件起步的。1970年11月至1971年7月，韩国政府为全国所有农村每个村免费平均提供300袋水泥，并限制农户不得自行处理水泥，而要用于村里公共事业。地方政府为用好这些物质，设计了近20种建设项目，如修建桥梁、公共浴池、洗衣场所，修筑河堤，改善饮水条件和房屋、村级公路等。村民们得到这些援助物质后，纷纷组织动员起来，共同出力合作完成村里的公共事业。新村运动的第一年，村民反映比政府预期的还要好：全国35000个村庄中的16000多个村表现积极，成绩显著。政府还将35000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政府援助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到1978年，基础村基本上消失，约有2／3的村升为自立村。
政府同时在产品结构调整、产品销售、贷款等方面给予切实的扶持。通过推动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产业的开拓，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政府为保护水稻新品种的价格，给予财政补贴；部分农户改种经济作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政府推广“统一系”水稻高产新品种，使韩国的水稻生产跨入划时代发展阶段。水土条件相近的10至30户农民，在掌握先进耕种技术的班组长的带领下，共同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灌水，直到收获。这种共同协作的“集团栽培”，提高了全国农民的水稻栽培水平。政府以新村运动的名义，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三、韩国“新村运动”的实施和成效
为解决农村与社会问题，韩国政府在实施第三个5年计划时，把“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位（其他两个目标是扩大出口和发展重化学工业）。在此期间，韩国政府投资20亿美元，启动农村地区的综合开发。
这一期间，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社区经济的开发日趋红火，政府推进新农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为广大农村提供各种建材，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在这一阶段，政府大幅度调整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村运动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承担。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质、技术等支持，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农村居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到1979年，农村道路建设超过当初目标，达到61201公里。通过推广高产种子，农家经济从自给自足转变为商品经济。同时促进了农业机械化。据资料显示，1970－1980年期间，农户的平均收入由26万韩元增加到270万韩元，增长10．5倍。1970年，农户年人均收入为137美元，到1978年农户年人均收入达649美元。
新村运动在转变为国民自我发展阶段以后，为在运动初期启动农村经济、文化活动而建立的政府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逐步弱化，而具有客观生存与发展规律，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则应运而生，并在不断优化其结构中生机盎然地传承着新村运动的精神和理念，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新村运动注重调动各种人群参与的积极性，各村都成立了村发展委员会、村民大会和邻里会议等村民组织，每项工程进行前都要经过全体村民的充分讨论，意见统一后再实施。通过这类会议讨论，村民们体验到了什么是民主决策和村民自治，看到了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合作，环境大为改观，激发了他们参加新村运动的热情和积极性。
1988年，韩国国会开始进行国情监察和第五共和国腐败听证会，“新村运动”中央本部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开始暴露出来，“新村运动”受到了致命打击。中央本部进行机构精简，将“新村运动”转变为彻底的民间主导型运动。因此，20世纪90年代的“新村运动”立足于地区居民的自觉、自主参与和实践，解决居民所在地和所在单位的各种问题，将重点放在了精神激励、意识改革和提高道德水平上。期间，因国内政局动荡，新村运动受到种种批评和责难。经过调整，新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
20世纪90年代的“新村运动”将其目标从“致富运动”转变为“共同致富运动”，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改善城乡商品流通体系、开展勤俭节约运动、解决失业问题运动、生活与意识改革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促进地区活力运动等，并大力宣扬共同体意识，提倡大家共同发展，共同致富。
[作者简介]徐永祥，男，江西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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