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没有掌握国家政权，党只能直接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能运用直接的领导方式，即所谓“一元化”的领导方式实行党的政治领导。村级党组织领导作用主要围绕党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革命的中心任务展开，组织和动员民众摧毁旧有乡村制度的安排和建立新制度，树立党在农村社会的领导权威和重建乡村秩序。
[关键词]村级党组织；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作用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开始就认识到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我们党的“二大”宣言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撰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也充分肯定了农民运动的重大作用，他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1）1923年，中共“三大”的党纲指出：“至于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2）20世纪20年代，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发表《土地与农民》等一系列文章，认为：“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3）当时限于工人阶级自身力量的弱小，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工农结盟的必要性，而通过“政党下乡”，在农村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对农村进行组织和动员。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与乡村动员问题，其结论认为：“一个政党如果想首先成为群众性的组织，进而成为政府的稳固基础，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组织扩展到农村地区”；“政党是一个现代化组织，为成功计，它又必须把传统的农村组织起来。”（4）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中，广大农民了解认识中国共产党，更多的是从身边的党组织和党员的宣传和实际行动开始的。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带动下，农村先后成立过乡村青年团、农民协会、农民抗日救国会等农民组织，它们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基于对农村基层党组织重要作用的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人成立不久就深入农村建立和发展党组织。
二、村级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的村级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活动和表现在于：一是跟党领导农民运动和进行土地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相联系的；二是跟党的基层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相联系的；三是跟党的农业、农村、农民政策相联系。
党领导农民运动，最早出现于浙江。1921年9月，由沈玄庐于浙江萧山县衙前村领导当地农民建立农民协会，曾发展到80余村。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在农村建立起来的基层政权组织。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带动下，先后成立过乡村青年团、农民协会、农民抗日救国会等农民组织。1923年1月彭湃领导的海丰县总农会，拥有10万会员。其“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5）1923年4月，弓仲韬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遣其回到家乡安平县，创建了“平民夜校”和农会，从中培养了党的积极分子，并发展本村村民弓凤洲、弓成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三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6）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也是现代政党下乡的开端。1924年6月，中共早期党员欧阳笛渔、欧阳泽等人，聚集于原益阳县兰溪金家堤欧阳泽家里召开会议，成立了金家堤党支部，推举欧阳笛渔为党支部书记。1925年春，毛泽东回到韶山，发动农民群众建立了20多个乡的农民协会，并从中培养和发展一批农民积极分子入党，建立了韶山党支部，毛福轩任支部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被迫把革命力量转入农村，建立了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党的工作重心遂由城市转向了农村。农村基层党组织正是这样的背景下，获得了“大发展时期”。1931年冬后，中央苏区普遍以乡为单位建立党支部，村建立党小组。据中共江西省委统计，1932年3月全省14个县（石城县未统计）共1089个乡，建有998个党支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党组织一般是县、区设党委，乡村设党的支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适应敌后抗日形势，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各地“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在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内，农村党组织在抗日战争不断得到壮大和发展。以晋察冀边区为例，到1939年中共党员己达17万人，农村党支部己达整个农村的52.1%，67.5%的行政村有了党的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北方我党力量强大的地区，发展更加明显。1946年10月，黑龙江省工委在《发展党员与党的建设》中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以乡为单位，把分散的党员适当编成小组（可以自然屯为单位），建立党支部。到1948年春，黑龙江省农村支部已有516个，占当时该省支部总数的65%以上。
三、村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表现
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具有先进的政党组织，将亿万农民动员组织起来，农村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政治整合作用。其主要作用：一是将分散或分化的社会力量组织到政治共同体中来；二是对社会力量进行动员，引导和推动他们参与政治生活。亨廷顿曾指出：“没有组织的参与堕落为群众运动；而缺乏群众参与的组织就堕落为个人宗派。强大的政党要求有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高水平的群众支持。‘动员’和‘组织’，这两个共产党政治行动的孪生口号，精确地指明了增强政党之路。能一身二任的政党和政党体系使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二者并行不悖。”（7）当时，中国共产党是非法的体制外政党，为了夺取政权，一方面动员组织民众，增强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增强阶级基础。并不断强调党支部，党小组在动员组织群众中的领导作用。1924年5月，中共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初步明确了党的基层组织——小组的基本职责是：教育党员，发展新党员，经常在工人群众中做宣传工作。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湘鄂西省委提出了“一切工作归支部”、“一切同志归支部”的口号。1928年，党的六大党章明确了党支部的基本职责和作用是：一是发展党员和教育、管理党员。二是开展群众运动，对他们进行政治上的引导、教育。1931年11月，针对中央苏区支部工作不健全，没有独立工作能力，不能在群众中起有组织的核心作用等问题，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提出：“党的支部工作必须有彻底的转变，要使支部真正成为党与群众的连环。必须培养支部在党的政治路线与策略之下独立工作的能力。”（8）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闽粤特委提出：“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的作战的单位，是与群众发生联系的桥梁。”（9）1937年12月，中共湘鄂赣特委则提出：“支部是党在群众中的核心，支部是团结群众、领导群众为党的政策而斗争的基本连环，同时是团结党员，训练千部，提高党员政治水平与工作能力，以及成为巩固和扩大党的力量和领导党员活动的基本的斗争组织。”（10）也就是说，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民群众意志的代表者和利益的维护者，是联系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的桥梁与纽带。一方面，通过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作用，把群众的需求传达至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通过政治社会化作用，组织动员群众，将党的政策和方针传导给农村社会。
四、村级党组织领导作用发挥的特点
在革命战争年代严峻斗争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善于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策略和措施，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支部自身建设，实现党支部在群众中的核心作用和堡垒作用。这一时期农村党组织领导作用发挥呈现出几个特点：
第一，以革命斗争为导向。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一切斗争的终极目标就是夺取政权。这使农村党组织在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活动规则等方面，都要围绕革命这个中心任务来展开。比如，1930年7月18日，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党的全国组织会议，会议在李立三的支持下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要求“党员军事化与党的组织军事化”，农村及苏区全体党员都应参加红军和赤卫队中受相当军事训练，“党的组织在武装暴动时，完全要军事化，全党形成一个军营，一切指挥绝对集中，完全以军令行之”。
第二，主要依靠内生性权威实现对其它社会组织及农民的组织动员作用。农村党组织发挥自身的领导核心作用，更多的是通过自身的模范行动、自身的正确、自身的牺牲精神来影响农民组织和普通群众的。党作为一种“非法”政治力量，党组织的处境极其危险和困难，只能进行秘密的地下工作。但是，当时党组织仍然能够拥有对群众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路线，并通过党组织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渗透到群众中去。
第三，政治作用与军事作用融合性突出。自从“八七”会议上确立的“党指挥枪”。以及“三湾改编”确定的“支部建在连上”等重要原则以后，党组织的军事作用便成为革命党的一项重要作用。村级党组织承担着思想宣传、组织民兵对敌战斗等作用。1933年，黄岑乡党支部领导乡苏维埃、乡工会和乡贫农团的工作，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和文化运动。同时还领导、成立了赤卫军、救护排等，能够随时调动作战。（11）
第四，通过“暴力剥夺”的方式实现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李普塞特把政党称为‘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党可称之为‘冲突导向型的党’”。（12）这一时期，村级党组织正是通过领导和组织农民群众进行抗租税、打土豪、分田地等多种形式的斗争，夺取乡村地主豪绅的资源来实现乡村利益的再分配。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3]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5]《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于河北省安平县》，“新华网”2004年-06-30。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8]《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
[9]《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0]《一个模范支部的工作报告》，《斗争》第5期，1933年3月15日。
[11]王长江著：《现在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180页。
注释：
（1）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页。
（3）《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4页。
（4）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1～402页。
（5）《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6）《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于河北省安平县》，“新华网”2004年-06-30。
（7）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71页。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2页。
（9）《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第295页。
（10）《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页。
（11）《一个模范支部的工作报告》，《斗争》第5期，1933年3月15日。
（12）王长江著：《现在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180页。
作者简介：王文俊，男，1974年6月，河南省固始县委党校讲师；党史党建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