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必须通过国家相关制度安排进行日常的生活和生产，表现为在组织制度、分配制度、生产管理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安排下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资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和筹资主体均由人民公社承担，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逐渐被取代，导致其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被不断削弱。同时，户籍管理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老乡会和宗族组织等社会组织的崛起和发展。随着农村社会进入“乡政村治”的时代。国家权力回归到社会，在市场竞争的驱动下，农村社会资本开始聚集，利益主体呈现分化状态。传统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客观形势，农民的多元化需求促使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筹资机制和决策机制向多元化转变，村民自治也无法应对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给乡村带来的挑战，导致我国乡村普遍存在新一轮的治理困境和危机。因此，越来越多的地方尝试建立以乡村精英为核心力量的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来弥补村民自治的不足，解决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乡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打破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垄断，更好地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促进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因此，农村社会组织成为了推动国家与农村社会实现良性互动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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