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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战爆发，首都南京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沦陷了。当抗战将要胜利时，关于战后国都的讨论热烈起来，讨论从1941年起一直延续到1947年，尤以1943年和1944年为盛。各种报纸、杂志、期刊几乎都有相关论述，这方面的文章如此之多，以至“载不胜载”。有人主张国都应在全国疆域的中心，这样不仅安全且便于照顾四方；有人主张国都应设在国防的前线，因为迎敌胜于避敌；有人主张国都应在气候寒冷的地方，因为世界上强国的首都均在北纬33度以北；有人主张国都应在比较穷苦的地方；有人主张国都应在富有历史传统的古城；有人主张国都应在便利开发边疆的区域；有人主张国都应在离海较远的地方，因为中国没有健全的海军。各方意见莫衷一是，提出的候选国都有南京、北平、武汉、西安、兰州、重庆、长春、长沙等十多个城市。
建都南京的争论
对于民国建都南京，其实早有争论。孙中山最先钟情的都城也非南京，而是武汉，认为“定鼎者，南方诚莫若武昌”，“武昌位于大江中游，东趋宝山，四日而极，运输极为方便。且北望襄樊，以镇抚河洛，铁道密布，可行至长城……此金陵之绌，武昌之赢也”。后来，孙中山改变了这种看法，认为南京作为首都也有其优越的条件，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中诚难觅如此佳境。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
辛亥革命爆发后，关于临时政府应设何处也曾有过争论，有主张设在武汉的，也有主张设在南京的，只因武汉战事紧张，最终选择南京。1912年元旦，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即为首都。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以后，又有人提出将首都改设北京，最后因孙中山态度坚决，这项提议在参议院未获通过。后来，由于袁世凯势力庞大，对其迁都北京的要求，孙中山未能阻止，于是北京成了中国的首都。直到1927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正式决定以南京为中华民国的首都，改北京为北平，设北平特别市。后阎锡山、冯玉祥军阀势力坐大，又挑起“建都之争”，主张将首都设在北平。阎锡山指派一批北方文人大造舆论，公开主张定都北京，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北迁。地理学家白眉初在《国闻日报》撰文说：“从中国历史的史实说明，建都北京国运长久，建都南京国运短暂。历史上北京建都有800多年，而且代代强盛；而南京地势低洼，不据国疆上游，夏天湿热，民风文弱，在历史上曾是六朝金粉之地，萎靡之气太重，历代王朝前后在此建都者共400余年，平均每代不过45年，而且除明朝朱元璋外，没有一个是全国统一的政权，非偏安即年促，因此，南京乃是亡国之都。”南方舆论则针锋相对，提出建都南京是总理的主张，且总理遗体在此；南京毗邻上海，东南经济发达，建设起来容易等理由回击建都北平论。最终，随着蒋介石政治角逐的胜利，建都北平论最终销声匿迹。
可是抗战爆发不久，南京作为首都被日本轻易占领，又使得许多人开始质疑南京作为首都的资本与条件。抗战结束前后在关于国都问题的讨论中，很多人指出了南京作为首都的劣势和不足。首先，从地理位置而论，南京天生不是用武之地，尤其只具备守势而不具备攻势；江南区域的东面及东南临海，一旦被包围，即无从扼守；南京自历代建都以还，武力上总不能完全控制四处，内轻外重；且南京偏处东南，所以对于西北、东北、西南边疆有鞭长莫及之处。其次，从民族优生学而论，长江一带属亚热带气候，不能将全国优秀分子集中于此，不利于下一代体力与智力的均衡发展。第三，从历史角度来看，南京作为首都以弱势王朝居多。还有人说，自上海失守后，南京背水一战，牺牲中央军不少精锐，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不得不引以为鉴。综上所述，就有人指出“南京建都，不仅不能巩固国本，反为祸乱之阶”。
尽管南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战后主张建都南京者仍大有人在，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国父之论南京，谓其兼有平原深水高山之胜，为各国首都所不及，实为南京建都不刊之论。孙中山经国民党的宣传与塑造，已成为一个合法性的象征，这也是南京正统地位的一个依据。第二，江南夙称财赋重地，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南京位于江南，经济条件最优越，建都南京，即可控制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第三，长江有河港兼海港之利，交通发达。第四，战前经过多年大规模的建设，南京具备了作为首都的各种条件。因而只有南京，对内可以便利经济建设，对外可以适应世界沟通。
建都南京，优劣并存。只是南京作为孙中山钦定的国都、蒋介石国民党的大本营，这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主都北平者
北平是我国历史著名都城，元、明、清三个统一王朝的首都。抗战结束前后，许多人主张建都于此，其中不乏有名的专家、学者。
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于1943年6月写作《关于战后国都及陪都问题之意见》一文。他认为：“一国之首都以何地最为相宜，须揆诸国内外形势而定。在重洋未通，闭关自守时代，最适合为首都之地点，未必即适合于今日。……一国首都之选择，因时代而不同，不能拘泥于历史上之陈见也”，“若以天、地、人、物四种因数而论，我国各地之足以膺战后首都之选者，厥惟南京、北平、西安、武汉四处。当然，北平、南京、西安、武汉四地互有优劣。以天时言，北平最为相宜。以国防地位论，则西安应为首选。以人口、物产立论，则南京、武汉又胜于北平与西安。但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中心问题，抗战以后，我国之中心问题，厥惟工业化。若欲跻吾国于世界列强之林，则势非工业化莫由。欲使中国工业化，则非尽全国之力以开发东北四省不可。东北煤、石油储藏丰富，粮食生产位居前列，交通发达，所以东北应为我国战后建国的根基。若建都于南京、西安或武汉，则东北成为尾闾。”当然，竺可桢也看到北平作为首都的不利条件，那就是邻近日本，随时都有被偷袭的可能性。但他又说：“吾人立国，应有进取之精神。汉高祖都关中时，匈奴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二日可到。秦孝公欲规取中原，由雍城迁都咸阳。故吾人如欲开发东北使之成建国基点，则必须以北平为首都。同时为避免日人报复暗算计，西南、西北两方亦各应有重工业之中心，而立重庆、西安二地为陪都，庶几进固可以取，而退亦可以守也。”
著名学者傅斯年也主张建都北平。他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而必须在最近迅速走上工业化之路，若是，则建都最适宜的地方，应当是可为最大工业区域的中心”，而“一旦东三省北七省工业化起来，农牧改进起来，经济的重心自然在北而不在南”。所以，北平为中华民国首都应无问题，这是一个十省大工业农牧圈，是中华民国建国的大本钱。还有人认为，以前立国在农业，江南乃富庶之区，而今后立国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全国铁矿80%在辽、察二省，煤炭80%在晋、陕二省，挨着两省中心的便是北平，所以应该建都北平。
1943年9月25日，大公报也发表社评《战后国都定在北方》，论曰：“中国是大陆国家，同时也是海洋国家，应该海陆兼顾。……我们的外患，可能由海上来，更可能由大陆上来。怀想战后的国际关系，我们的主要外交对手是美英苏日四国。……我们战后的外交，是从海上接受英美的资本与技术，在大陆上与苏联合作，以防日本的再起。由关系国家安危的国防观点上看，我们战后军事外交的重心是在北方大陆上，所以我们的首都应该建在北方，才能够策应周全。中国各朝代的历史事实，建都北方的享国较久，建都南方的享国就较短，其中实在有一个大道理。因为南方较富，政府设在财富之区，其施政标准就较奢丽，派粮课税比较繁重，国家艰难，民生疾苦，皆不甚感觉真切，就会出乱子。反之，政府若设在北方较贫之区，其施政标准就较朴实，就比较知道艰难辛苦，而政简民洽，就自然国祚绵长。……假如我们的胜利是完整无缺的，收复了东北四省，恢复了朝鲜独立，我们应该建都北平。”
可见，战后建都北平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不仅因北平有悠久的历史，其为大统一强盛王朝的首都，更因战后中国要工业化，要开发东北，所以要建都北平。他们大多从战后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出发，不带太多的政治色彩，为国家民族长远计，认为建都北平更有利于中国将来的发展，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崛起。
主都武汉、西安者
除南京和北平外，武汉和西安也有许多学者论及。前述竺可桢论及战后可成为国都者，即有武汉、西安，因为西安在国防上有重要地位，武汉则在人口、物产方面占优势。
武汉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中华民国肇始于此，因此作为首都也是名正言顺。此外，武汉在经济、交通、国防之地位，均极优越。武汉三镇，为内地十八省之地域中心，亦为全国人口财富之中心，又以居于长江中游，海轮可以直达，实陆都而兼海都之利。以武汉为中心从事建设，自必事半功倍。
西安作为首都也有它的优势，不仅是有名的古都，国防地位尤为重要。有学者论及西安作为首都的几个优势：中国历来大敌在北方，故国防要在北方大陆；西北之巩固足以屏蔽中原，西安为西北之重心，在国防上之地位最为重要；战后应以东南人力物力，从事西北内陆之开发，地处西安便于物资人才的交流，且西安于西北各地最称富庶；战后应加强民族团结，西北民族繁杂，为各族人民交流之区，故西安于民族团结最为重要。
此外，也有人主张多都论，认为应广设陪都，建立多个中心。如张其昀在《论建都》中所说：“我国海军落后，整顿海军本非易事，惟吾人当排万难而为三，否则，不特首都非安全区域，三大港口，门户洞开，大江流域之新建设亦将为人作嫁，至于内陆边防，自不容忽视，惟我国疆域辽阔，军事重镇不能限于一地。应于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兰州、多伦、东镇七地设立陪都，分区负责，与首都南京合成振衣得领之国防形势。”鲍觉民在《论战后的国都问题》一文中提到：“国父以南京为海都，兰州为陆都……他日我国定都武汉，以北平、南京、广州、重庆、兰州为陪都。武汉为全国军政中枢，各陪都分区负军事国防之责。北平为开发东北之前哨，南京为东海海防前线，广州为南海海防基地兼开发南洋之大本营，重庆、兰州则分任西南、西北经济建设之中心，兼大陆边防重镇。”由此可见，关于战后国都的地点，有南京、北平、武汉、西安、兰州、重庆等十多处可选，但综合起来，以南京、北平、武汉、西安四个城市为主。南京、武汉论者重视人物富庶；北平、西安论者重视大陆边防；南京、北平论者重视国外发展；武汉、西安论者重视国内建设。
可见，战前关于择都之争，其实是各个政治军事集团的较量，国都往往就定在胜者提出的地方，如孙中山与袁世凯，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国都之争。抗战结束前后，关于战后国都的争论，大多是学者、专家等有识之士从国家民族的发展前途出发认真思考的结果，并不涉及政治利益在里面。尽管在学术界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关于战后国都的讨论，但国民党政府似乎从未动摇过，把自己的命运与南京牢牢地拴在一起。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历史只有短短22年，最终仍免不了落入建都南京即为弱势王朝享年不长的历史陈论，这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战后建都哪里，随着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最终都免不了覆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