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进入21世纪后，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发凸显，而牛顿科学范式倾向于线性的、确定的、机械的思维方式，未能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作出圆满解释和有效控制，而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的混沌理论，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内在契合性，提供了分析解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新范式，依照混沌理论，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应调整非传统安全的混沌吸引子，把握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分叉点，减弱反馈作用，建立预警机制。
关键词：混沌理论 非传统安全 治理 索马里海盗
进入21世纪以来，非传统安全威胁日趋凸显，其不仅数量上呈上升趋势，而且影响因素复杂多变，涉及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应对环境显著变化，危害性不断增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如何有效应对已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几千年来，古圣先贤在关注国计民生、天下大势时，提出了许多充满智慧的治理思想，成功解决了许多重大复杂的问题。然而，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类随机性和复杂性、演化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基于稳定范式的传统理论不能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做出圆满解释和有效控制，提出的应对之策也往往治标不治本，这给传统管理理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而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非线性混沌理论，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内在契合性，揭示了复杂现象的内在规律性，有助于辨识出非传统安全威胁形成的真正原因，为研究非传统安全治理提供了新范式。
一、混沌与混沌理论的基本内涵
混沌理论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中，Parker与Stacey发现了社会科学研究中混沌理论的有效性，声称“由于人类系统，包括商业组织与经济体，是非线性的反馈系统，从混沌得到的教训是深刻的。”随后混沌理论被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那究竟什么是混沌呢？混沌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可预知与混乱。简单而言，混沌是确定性的非线性系统产生的一种貌似随机的动态行为，具有确定性、对系统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中、非线性、非周期性，是有界的，具有混沌吸引子，是无序之中的有序。
混沌系统是非线性的，其意味着系统内的变数并非以均匀、可预测的速度变化。在混沌系统，非线性系统中一个小小的变化，久而久之，会引起巨大的变化。系统是确定的，亦即其不是真正的随机，其有事先厘定的结果。混沌系统也有边界，将变量限制在有限范围。此外，混沌系统依赖于初始条件，这些条件在任何时间都是基准。但系统在运行一段时间后的结果是初始时段就有的各种变量的直接结果，即系统对初值的依赖性十分“敏感”，通常被称为蝴蝶效应。
除了非线性这一特征之外，混沌还有一些其他特征，这些特征有助于理解将混沌理论在其他学科的应用：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分叉（Bifurcation）、奇异吸引子（Strange Attractors）、对标度的敏感性（Sensitivity to Scale）、分形（Fractals）与自组织（Self Organization）。（1）正反馈。混沌有个内在正反馈系统，能放大某些要素，造成现状不稳定，
二、非传统安全问题与混沌理论的内在契合性
非传统安全是一个复杂性范畴，涉及到多个领域，其所要关注的是“和谐与发展”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与维护“人的安全”与“社会安全”。因此，如果以整个人类社会的持续和平与良性发展作为安全的根本出发点与归宿，那么人类社会就能够最终达到“优态共存”式的具有真正安全意味的和谐状态。从系统的角度对非传统安全进行综合的、全面的系统管理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的内在本质要求。
从非传统安全的性质来看，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不确定性、破坏性、复杂性、扩散性、突发性、动态性、可转化性等特点，并呈现跨国化、网络化、多样化等特征，上述种种，都表明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其演化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的混沌现象特征：
1．非线性，因果之间不存在正比关系。人类所生存的环境是一个大系统，其由若干个子系统组成，其子系统是一些不断地与外部环境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开放系统，子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本质上是子系统的确定性和环境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均衡问题。环境的变化意味着均衡的打破，系统内部构成要素的变异会导致管理秩序的波动，表现为对称性的破缺，子系统确定性运行的失衡。
2.充满反馈环。强烈的正负反馈复合作用，使得系统出现不稳定。以索马里海盗为例，一方面是长期以来，联合国和世界主要力量对索马里这块动乱之地投入不足、关注不够，甚至一度任其自生自灭，结果坐视海盗坐大，而索马里国家秩序恢复、国家重建工作进展缓慢，民不聊生，约100万人流离失所，320万人急需人道主义援助，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运送人道主义物资船舶的安全却都难以确保。而另一方面，索马里海域扼全球航运咽喉，劫持船只，绑架船员，勒索赎金，成为一项获得颇丰的“产业”，挥金如土的海盗们过上了豪华奢侈的生活，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没完没了地缴纳赎金，只能在当地产生“海盗财富效应”，鼓励更多的海盗行为。
3.潜在分叉点。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内动乱、民族冲突、环境恶化、能源危机、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跨国恐怖主义等所涉及的安全问题，实质上并非是“新生的”问题，而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这些问题被提升到于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同等重要，甚至被认为已是危及人类安全的主要因素。非传统安全问题实质上也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混沌系统发散与重组的发生点，其环境发生变化，系统的内外部物质、能量、信息等相互交流的力量增长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这种演进是不可逆的熵增效应，系统很难继续围绕目标进行控制，从而在功能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紊乱。因而古老的海盗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也能“让全球一起跟着头痛”。依然以索马里海盗为例，索马里问题久拖不决，存在多方面的原因，用混沌理论言之，有若干个分叉：主要是国内严重失序与国际危机管理失效。从国家认同来考察，索马里是殖民主义人为制造的“人造国家”，国家认同的模糊和错位，公民对部族等次国家组织的认同取代了对国家的认同，导致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不足，社会整合不成熟，由于索马里社会的前现代特征而造成索马里低水平的国家建构就一个分叉点，这种低认同在爆发冲突时就转化为一种灾难，使整个国家机器运作很难运作。联合国作为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本应在解决索马里冲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实际上国际干预无论在人道主义救援，还是恢复安全和实现民族和解等方面，均反应迟钝，未达目的，这也是一个分叉点，造成了局面的进一步失控。
4．标度的差异性。非传统安全问题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成因十分复杂，有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有国际体系中一些特定个体发生危机给整个国际秩序带来的冲击和威胁，还有一些是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的各种人为风险，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非传统安全问题存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矛盾，带来的后果也具有双刃剑性质。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存在标度的差异，同一现象折射出不同问题。一方面，海盗行为属于反人类的罪行，这一认识已经成为国际习惯规范。《公海公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都规定，所有国家应尽最大可能进行合作，以制止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的海盗行为。而另一方面，就索马里而言，正是由于国家严重失序、人道危机深重，海盗行为又成为当地民众的一项“自救”行为，海盗的身后，是众多为海盗提供各种帮助并依赖海盗而生存的当地民众。这种铤而走险、与全世界对抗的财富再分配方式是一个苦难无奈的选择。
5.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系统容易受破坏。非传统安全的最可怕之处就在于可能出现气象学中的“蝴蝶效应”,即事件相互激发并造成大范围连锁性的影响，任其恶化则将外溢，会对不同部门、地区甚至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造成重大损害。索马里海盗问题的根源，在于索马里国内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当世界媒体聚集于那些被绑架的船员时，却对索马里流离失所、受饥饿和内战威胁的民众缺乏足够的关注。正是由于索马里国内长期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内战不断，民不聊生,海盗几乎成了上至军阀、下至贫民唯一的生存途径。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跟不上趟，个别国家的问题就有可能会演变成全球问题。大国、富国出了问题影响很大，需要各国联手解决；小国、穷国出了问题同样影响不小，也同样需要各国联手解决。我们只有从全球治理的层面来分析索马里海盗这种具有全球影响的问题，才有可能开出一付既治标也治本的“药方”。因此，全球联手治理的目标不在海上，而在陆地。恢复索马里的统一、安全和秩序，恢复当地正常的社会生活，让索马里人能够化剑为犁，安居乐业，而无需靠海盗营生刀口舔血、以命搏财，帮助当地建立有效的海上、陆上安全预警体系，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索马里海盗之患。从这一层面上讲，构建和谐世界是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上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掉队都是对国际安全的一种威胁。
三、非传统安全治理的混沌管理原则
混沌理论相关研究表明：在现实中非传统安全威胁并非是一个线性系统，它依赖于诸多复杂因素，依赖于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是混沌的。复杂现象具有内在规律性，可来自简单的、确定的规律；有些似乎强烈相关的因素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任何直接的联系；小的不起眼的原因也会形成惊人的结果（“蝴蝶效应”）；复杂现象自身能产生“虚假信息”。混沌理论为非传统安全治理研究提出了两个最基本的复杂性范式：即一方面，简单系统能够展现复杂行为，另一方面，复杂系统受简单规则驱动。
因此，混沌也是可以驾驭的，是可以管理的。混沌管理的目的就是根据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演化机制，介入非传统安全的自组织过程，控制非传统安全混沌发生的条件或规模，改变其动态行为，以达到化解危机，转危为安，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调整非传统安全的混沌吸引子。一个系统可以同时存在几个吸引子，存在几个吸引子域，该情况下，对系统未来状态的预测就很困难，因为给定系统的初始条件，并不清楚会导致系统进入哪一个吸引子中。反之，如果已知系统的吸引子域，那么就可以通过调整初始条件使系统的运动进入预定的吸引子中。因此，当非传统安全威胁出现时，只有改变吸引子在状态空间的位置和吸引子的类型，才能最终改变系统的终极状态，所以要改变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运行状态，就要对非传统安全混沌吸引子设法加以控制。以索马里海盗为例，其实质是国家治理失败所出现的一种“失败外输”现象。因此，其存在吸引子有索马里国内治理、地区治理（东非7国、非盟等）、全球治理（联合国主导）、大国干预（如美国等）等。由于其内力已失，国家的中央权威已经崩溃，无法维持法治、推进人权和提供有效的治理，外力的输入必要性就凸现出来。因此，外力干预是引导索马里走向秩序的重要路径。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干预一方面要根据索马里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各族群、教派力量对比与各方要求，开展斡旋和调解，达成妥协，尽可能恢复国内秩序，恢复其经济与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加强对索马里的人道主义援助。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对索马里的人道主义援助是一项“国际公益”，帮助索马里人民填饱肚子、有事可做，自家仓库的粮食才会更安全。最后一点，但并不是不重要的，对海盗的打击，决不能手软，任其肆意为非作歹，致使“海盗财富效应”扩大，成为决策索马里走向的吸引子。
2.把握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分叉点。分叉点是一个系统状态的分裂发生点，系统新的发展方向的生成点。分叉是系统整个演变过程的一部分，它可作为系统渐进变化的一部分，也可作为系统突然变化的一部分，它还可作为系统进化方式的一部分。沌分叉点正如危机管理理论中的“危机”，危险与机遇的转折点，当前的分析家们更多地是看到非传统安全威胁，而对于非传统安全问题带来的机会认识不足，索马里海盗一方面是全人类的公敌，另一方面，也给了世人一个重新认识世界的机会。非传统安全是一个动态性概念，它体现了安全现实的变化和安全理论的拓展，是对应于全球化时代世界格局转变，在军事、政治领域之外产生大量严重危及到国家与人类社会整体的威胁和危险而形成的区别于传统安全的理论关照与现实关注。伦理向度上，表现为较强的全球中心主义，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势必使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势必使人们的视野从民族、国家、地区转向全球，形成一种“全球认同”。如果说这种理论研究只是一种理想模式的探讨的话，那么索马里海盗问题则给了世人一个警示：全球命运共同体正在凸现，索马里人道主义危机从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非传统安全威胁治理需要国际社会超越传统国际政治的狭隘视野，一个国家不应囿于精细的利益考量，“零和”原则为基础的进行权力之争。
3.减弱反馈作用。系统不稳定根源于其内部存在大量的正负反馈活动过程。非传统安全治理难度大，主要原因也在于其强烈的正负反馈，非传统安全问题古已有之，而且许多问题根植于各国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土壤中，在旧的国际格局下，被当前突出的问题所掩盖，在国际格局发生质的变化后，以及全球化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所掩盖问题一经爆发，则愈演愈激烈，展现出来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正、负反馈机制的作用。混沌理论让我们认识到，开头小小的差异，结果可能是极大的差异。而一旦处在这种反馈环中，则循序渐进的改变通常解脱不了宿命。如果没有系统外的干预，这样的反馈机制很难摆脱。因而要打破或减弱这种反馈机制，必须从新的角度突破，而不是在现有的系统之内设法补救。从这层意义上讲，索马里海盗问题需要外力干预，全球协力防、消于海洋，全力除患于陆地，在海上恢复秩序，在陆上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以实现索马里社会大换血，增强其自身造血能力。
4.建立预警机制。对初始条件敏感是混沌系统的典型特征，其主要观点就是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别可能导致最终结果的极大差别，或者说，起初小的误差可能引起灾难性的后果。正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就充分暗示我们控制预测和建立预警系统的重要性以及预期正确后会有丰厚的回报。预防、减少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键在于建立预警机制，以“全球中心主义”伦理向度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治理，则要在全球实行预警机制的共建、共享。
四、结论
第一，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推进，非传统安全呈现出网络化、多样化、复杂化等特征，这也导致了非传统威胁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在传统的技术和管理手段显得力不从心的情况下，研究非传统安全威胁演变的特征及其产生原因，阐明混沌理论在非传统安全治理领域应用的客观可能性，对于非传统安全治理有指导价值。
第二，由于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了解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不确定性，并设法避免可能出现这种不确定性也是对非传统安全治理工作一项要求。因此，一方面应承认非传统安全混沌的存在；另一方面应研究它，分析它，利用它。
第三，用混沌理论来揭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特性、演化规律并提出预防与控制的方法，在该领域的应用研究是一种初步尝试，而非传统安全混沌的内在机理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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