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毛泽东的经典著作中，有许多关于身体的著名论断。早期的毛泽东关于国民身体的话语是从进化论的角度进行分析；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毛泽东的身体哲学发生转化，他将身体改造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在革命中锻炼身体，使身体适时、适境、适情；毛泽东的身体观具有三个特点，即阶级性、实践性和可改造性。
关键词：革命；毛泽东；身体观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4）04-0021-06
按照德国哲学家尼采对身体的阐释，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主要不是表现在意识上，不是从“思想”、“意识”、“精神”的角度作出区分和测定，甚至不是从观念、教养和文化的角度作出测定。易言之，人与人之间的根本性差异是铭写于身体之上的，身体是人个性差异的重要载体。从尼采的身体哲学出发，身体不巧成为了个人的决定性基础。[1]因此，放在本文的语境里，“身体”可以成为革命的客体，同时成为革命的助手和对象，对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起一定的作用。按照这个逻辑，身体（生命）对革命的价值是，可以被革命鼓动和训诫、同时被革命抚养、赐予和培育；革命在身体（生命）之中找到栖身之所和意义归宿。[2]届于革命的需要，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身体的关注不是很多，然而毛泽东却是其中的一个。在其经典著作中，有许多关于身体的著名论断，这对当前学术界关于身体的研究、考察以及个体的全面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试图从“身体”的角度出发对毛泽东的“身体观”进行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一
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从西方传入的以锻炼身体为初衷的体育教育受军国民主义影响，倾向尚武，其目的是培养个体的军国民精神，其主要内容是进行兵式体操训练，其间，“武”的成分明显大于身体锻炼的成分。而且，当时的情况是，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以军事代替体育”的倾向，并且残留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化特性，这与当时正源源不断地从西方传入的新体育文化之精神断然相悖，有所抵牾。因此，一些进步青年和体育界人士，纷纷以“民主与科学”的时代精神，对中国体育进行反思、审问与批判，探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体育发展之路。这样的思想扩散开来就影响到社会的其他层面，包括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
幼年的毛泽东体弱多病，他的两个哥哥先后被疾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家人的早殇和夭折使得毛泽东对于“身体”的健康颇为关注，并逐渐懂得了锻炼身体、磨练体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游泳、爬山、操练身体等体育活动。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后，尽管条件艰苦，他仍然以极大的毅力坚持进行体育锻炼，关于这样的往事，毛泽东显然颇为自得，他后来回忆说：“这一切都是在锻炼身体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增强我的体质也许有很大帮助，我后来在中国南方的多次行军，以及从江西出发的长征路上，特别需要这样的体质”。[3]
历史的发展往往有一定的偶然性，偶然性成为历史事件形成的主要因素，不可或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偶然性指的是为包罗万象的外在世界所包裹而不为人们所太了解和熟知的那些联系。恩格斯对此有着重要论述，他指出：“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藏着的规律支配的”。[4]这里说的规律，即指的是事物之间历史形成的广度不同、深度不同的各种联系，尤其是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本质性联系。那时，湖南一师先后发生了7名学生死亡的事件，激起了许多知识分子对旧式教育、封建的管理方法的反感和愤怒，也激起了毛泽东对军国民体育思想进行认真反思和深沉拷问。
受外界的影响特别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17年4月1日，24岁的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这是毛泽东发表的第一篇关于国民“身体改造”方面的论文，也是当时学术界一篇不可多得的专门从“身体”的角度研究体育方面的论文。《体育之研究》全文共计6千余字，分“释体育”、“体育在吾人之位置”、“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体育之效”、“不好运动之原因”、“运动之方法贵少”、“运动应注意之项”、“运动一得之商榷”等8个部分。在文中，毛泽东犀利而又泼辣的文锋指出，近代体育在中国虽然开展了半个多世纪，然而国民身体依然是“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步（涉）水则足痉”，更重要的是，这种状况日益沉没会影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国力恭（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5]64毛泽东还指出，军国民主义教育不民主不科学，一场体操下来人就体力疲倦，精神憔悴，身心都受到创伤，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也。经过深刻的反思，他得出结论，近代体育开展数十年来，民族体质仍“日趋轻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今之所称教育家多不谙体育。自己不知体育，徒耳其名，亦从而体育之，所以出之也不诚，所以行之也无术”，误把军事训练当做锻炼身体的工具，“外面铺张，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故愚观现今之体育，率多有形式而无实质”，[5]64是不科学的。这种批判可谓入木三分，切中肯綮。
毛泽东在批评近代中国国民锻炼身体的弊病时，特地指出国民经常锻炼身体带来的益处：
非第强筋骨也，又足以增知识。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故可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今世百科之学，无论学校独修，总须力能胜任。力能胜任者，体之强者也；不能胜任者，其弱者也。强弱分，而所任之区域以殊矣。肢体纤小者举止轻浮，肤理缓弛者心意柔钝，身体之影响于心理也如是。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5]64
从以上毛泽东关于国民身体锻炼的话语可以发现毛泽东早期对身体的关注是从进化论的角度进行分析。进化论是指生物之间适者生存的一种学说。毛泽东套用了进化论的思想，认为锻炼身体的目的应该以强健国民身体素质为要务，把虚弱的身体锻炼成为强壮的身体，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习六艺、讲世务，祛除懦弱、胆小的精神意识，主文而兼武，“以备天下国家之用”。在这里，为国家所用无疑就是改造好国民的身体素质，增进智识，用以抵抗侵略、挽救危亡。
需要提及的是，这里还透露出的一个重要历史信息就是毛泽东对身体的认识尽管受进化论的影响，但也反映出毛泽东早期的思想开始向革命性转化。事实上，在湖南省第一师范读书求学期间，毛泽东积极倡导身体锻炼，并把体育作为卫国强种的手段之一，他认为健康的身体能够为中国革命事业作贡献。他以为，一个人不把身体锻炼结实，就不配谈救国、谈革命。为此，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后来的历史为毛泽东的这些话作了很好的注脚。显然，毛泽东把身体当做革命的基本载体，身体是革命的基础条件，因为革命往往代表着暴力，没有强壮的身体作为基础，在革命暴力的对抗中就会处于不利地位，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这种建立于强健身体之上的革命是革命事业所必需和必要的。
二
阶级性是毛泽东身体哲学的重要观点之一。关于身体是否具有阶级性是学术界较为关注并持有异议的话题。在霍布斯等人看来，身体是没有阶级性的，众多的身体几无特殊的区别：“每个个体都像一个原子，在构成上有些不同，但看上去都大都相似，他们推推攘攘地从平坦的社会层面上走过。就是说，在这幅风景画上，看不见任何标示道路或预指运动线路的表示社会差别的形迹。”[6]但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却持有异议，他们认为一切社会身体都是有阶级性的，而且阶级性的身体互相斗争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宣称：“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7]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之“身体”具有阶级性的区分这一重大的理论思想，并将之建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划分阶级的主要标准是人处于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即人在社会中对于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或称经济标准）和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人的政治态度（或称政治标准）这一理论之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个人的行为和态度。在毛泽东看来，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其所处的立场，立场不同，对于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也就不同。毛泽东出生于农民家庭，后来在学习和社会的熏陶下，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自然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近代中国的革命环境和革命对象进行分析。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8]3在这里，毛泽东对当时我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科学分析，初步解决了民主革命中的领异权、同盟军、动力、革命对象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
在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他们“经济地位低下”，“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革命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需要团结大多数能够团结的人，革命方能成功。在革命的同盟者问题上，毛泽东认为有两个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半无产阶级包括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小资产阶级代表的是“小生产的经济”，半无产阶级代表的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他们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还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维持极其贫困的生活，因此他们是“最接近的朋友”，是革命同盟者。
另一个值得团结的对象是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们既有“需要革命”、赞成革命的一面，又有“怀疑革命”的一面，在处理这个阶级的过程中，应该采取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既团结又斗争，使其成为革命的动力之一。
在革命的对象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因而他们是反革命派，是“我们的敌人”，[8]4-9是革命的对象。
显然，在毛泽东的笔下，身体的阶级属性被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地位所驱使。革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反叛和支离。革命在进行的过程中，以身体对抗身体、以身体打击身体、以身体消灭身体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一方面，革命将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的一系列“身体”列为革命对象，并对这落后、腐朽的“身体”进行批判和斗争；另一方面，革命将能够团结起来的“身体”聚合在一起，使之成为革命的同盟者，成为革命的动力和前进的基础。
由此可知，毛泽东关于“身体”阶级属性的分析法主要是围绕着革命诸问题而展开的，这样的分析无疑顺应了当时中国的国情，给自鸦片战争以来苦苦跋涉、艰难追求救国救民道路的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后来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证明要解放人民大众的“身体”与精神，必须采用“革命”的手段，方能求得成功。
三
实践性是毛泽东身体哲学的又一重要内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实践是世界和万物的创造者，没有实践就没有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世界，就没有文明的结晶物例如城市、农村、道路、田野和万物，就没有在实践中得到生存和发展的主体——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对“原初的历史关系”和历史的前提进行研究时论述了人与人在自然关系之外的客观的社会关系的形成和性质时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9]马克思可谓一语中的，人的行为范畴就是实践的行为范畴，作为人的物质载体即身体的行动其实就是实践。
在说明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同时，马克思更进一步，他说：“人是进行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和基础。”[10]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的实践同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人，包括身体和主宰身体的意识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而将实践看作是人类全部社会关系的本质和基础。
随后，马克思又强调了社会生活实践对“身体”、“生命”的反作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马克思郑重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11]这些话，非常明白地说明了人及其与“身体”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和一切社会关系都内生于且依赖于物质生产活动。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身体的实践性观点，且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毛泽东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系统地论述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从哲学高度总结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的历史经验。他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在这里，毛泽东反对固步自封，他认为对身体的拘泥运用只能引起僵硬地使用马克思主义，这样做显然不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受到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以城市为中心进行革命，这是一条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所经历的、被俄国十月革命证实是正确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是不适合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的。由于部分中国领导人僵硬地使用城市中心论的革命理论，导致革命走向低潮。
在复杂的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得出结论：“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8]288毛泽东认为身体是物质载体，意识是身体的反映，但意识又分为感性经验与理性经验。感性经验有待于上升为理性经验。感性经验很大程度上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8]291毛泽东在革命的过程中，非常善于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吸取教训。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及时将斗争矛头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人民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在广大的农村和浩瀚的山野，共产党人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身体力行，并将对身体的思想政治工作与革命结合起来，动员广大农民起来革命，分田地、减租税、打土豪。其中分田地使得身体能够得到充分的物质保障，田地为己所有之后，农民的热爱劳动的身体优势得到发挥，身体劳动的积极性得到提高，身体的各个机能能够正常运行；减租税使得农民的收入增多，过去饥饿的身体能够得到食物的满足；打土豪是农民身体的激进因素带来的行为，身体与身体碰撞，带来快感之后的满足。
概而言之，毛泽东身体的实践性是建立在中国革命的基础上，将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在革命的实践中寻找规律、寻找机会，为身体找到释放与归属之地，如动员农民进行革命，给个人身体找到集合体，找到身体运动的目标与方向。
四
可塑性即可改造性是毛泽东身体哲学的又一重要内容。按照福柯的理解，“肉体是驯顺的，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12]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身体是可塑的即可改造的，但可塑和可改造的前提是学习，学习是身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同人类的生存共存，与社会的发展同步。1857年-1858年，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为透析资本主义生产运动的全过程并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剥削人的本质，马克思潜心学习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研读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寻求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背后的原理和客观规律。后来，在写给朋友的信中马克思这样说：“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13]这里，马克思把学习看作“身体”进步的一个重要手段，只有合理地学习，才能提高身体对社会的认知程度。
毛泽东非常重视学习，然而在毛泽东生活的年代，中国处于一个动荡的时期，因此，毛泽东将身体的学习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通过学习使身体尽快地适应中国革命，通过学习使身体更好地为中国革命服务。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身体的学习和改造主要是为了经世致用，救国救民，改造社会，改造客观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8]296因此，毛泽东动员全体党员进行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改造，试图通过改造学习，改造身体之思想，改造身体之体质，进而改造社会，改造世界。
毛泽东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真理。抗日战争初期，在面临民族危亡的关头，他多次谈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重大作用：“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4]533因此，他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14]532-533在毛泽东看来，身体的行为必须要有正确的意识作为指导，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为，指导自己的革命工作。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革命中锻炼自己的身体，使身体适时、适境、适情，才能真正地做到革命道路的发展有正确的方向。
如何学习直接关系到个人身体改造的效果和程度，关系到革命的成功与否。关于如何开展学习，毛泽东明确了学习对象，即全党要善于从书本中学习，从社会实践中学习，从自己和他人的错误中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国外知识分子的先进理论学习。1941年5月19日，鉴于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左倾和右倾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领导者不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出发，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出发，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而是从主观臆断出发，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主要是针对党内在学风中存在的问题，在文中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主观主义，坚持身体与实际的结合，在革命中锻造身体，在改造身体的过程中进行革命。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中国的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只有发展和动员千千万万的农民，让农民迫切期待解放的“身体”积极参与到中国革命中来，中国的革命面貌才能焕然一新，中国革命才有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也正是在这些思想的鼓动下，解放战争时期，千千万万的农民参与解放战争，正是中共“身体”哲学的充分发挥和具体体现。
恩格斯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15]毛泽东的身体哲学也不例外，它是曲折复杂的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在身体哲学认识论上的概括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充分反映了中国革命在国民身体上的具体运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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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文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