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两位思想巨人梁漱溟与毛泽东对乡村建设做了相当精辟的阐述。本文主要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乡村建设思想出发，着力阐述二者的相同点与差异性，他们的思想值得我们借鉴与敬畏，本文试图通过梁漱溟与毛泽东乡村建设的思想比较研究，探究他们乡村建设思想对当代新农村建设与三农问题的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现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中国近代比较有名的乡村建设思想代表人物有梁漱溟、费孝通、毛泽东等，其中毛泽东、梁漱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参与到乡村建设的实践中来，对农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同时代的梁漱溟也从乡村建设入手，进行了乡村建设的实践，对中国农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总体而言，毛泽东主张采取革命的手段解决中国的问题，即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发动工农武装革命战争，建立新的政权，其指导理论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而梁漱溟则反对采取暴力的方式，主张采取改良的措施，即“文化改造，民族自救”，倾向一种儒家保守的儒学思想，其理论来源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具体的措施就是乡村建设运动。本文对他们的乡村建设思想进行深入剖析，希望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与三农问题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毛泽东和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共同之处
梁漱溟、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基本一致，都认识到农民的重要性和乡村建设的重要性。他们都看到了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而且广大人民群众处于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中国社会经济落后，政府腐败，社会动荡。面对这种状况，两人基本上遵循这样一种模式，即从乡村入手，最后解决整个中国问题。两人思想的共同之处有以下三点：
（一） 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毛泽东与梁漱溟都把农民问题看作解决中国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和《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都认识到：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1]
梁漱溟认为，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诸问题中最为重要也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要谋求中国的出路，探索民族复兴的前途，就非解决农村与农民问题不可。因为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农村是中国的根，农民是衣食父母，因此中国的复兴，必须从乡村做起。
（二） 中国乡村建设只能走自己的路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2]毛泽东的经济建设思想集中体现在《我们的经济政策》报告中，“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3]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指出“没有农业的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4]
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只能走“以农业促兴工业之路”的乡村建设之路。他认为苏联的路向所需政治条件更高，必须有一强有力的政府，运用国家权力，中国正好不允许有这样的政治。”[5]换言之，即从乡村复兴入手。
（三） 农民教育是乡村建设的根本出路
毛泽东通过农村教育发动农民、组织农民进行革命和建设。1926 年8 月毛泽东在主持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讲到：“今后的教育，应该以农民之需要而定。”这以后，从瑞金到延安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始终把农民扫盲教育、农民政治教育与组织农民生产互助相结合。
梁漱溟认为要想使乡村重建成功必须要加强乡村教育。梁漱溟认为，中国要经过教育才能进行经济合作与地方自治。而中国的地方自治就是教学。而且教学是最重要的。
二、毛泽东与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差异性
（一） 视角不同：阶级分析的视角和文化分析的视角
毛泽东认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秩序必须打破，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也必须改变。他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总结到中国无产阶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他认为改变阶级受压迫的现状，最为激进的方式就是组织农民开展武装革命，夺取新的政权。
作为知识分子的梁漱溟则从文化礼俗重建的角度来实现民族复兴，他试图在不动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改良活动，依靠“乡村建设学派”的文化教育来实现民族的自救。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他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近一百年来的社会文化，中国旧社会是一种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如今，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的现状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文化的“入侵”，他将经济、政治的弱势都归结于文化。
（二） 所走的道路不同：革命的道路和改革的的道路
毛泽东主张解决农村、农民的问题必须走革命道路。毛泽东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6]
他在1939 年《〈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其中把武装斗争看成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毛泽东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融为一体，开辟了一条依靠农民、组织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而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核心是建设，不想推翻现存政权，更不想执掌政权，而是利用现有政权。因此，梁漱溟反对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去推翻政权、改造社会。他说：“我的主张一向集中在如何引此崩溃的旧社会，过渡到新社会之建设途程上，对于任何题目的暴力革命，或任何形式的对内作战，均不承认，反对到底。”[7]
显然，梁漱溟之所以反对暴力革命，是因为暴力革命必然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因此，只有通过和平的手段和建设性的改良，才能逐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实现整个国家的民主和富强。
（三） 思想来源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儒家社会伦理道德
毛泽东在认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基础上， 较早的接受了当时先进的马克思社会主义， 并且不断地融合新的思想，以发展的眼光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总体而言，毛泽东的主要指导思想来源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而且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
梁漱溟是儒家传统文化的代表， 虽然说对西方文化哲学体系十分通晓，但是运用到实践中或者指导于实践的主要是儒家文化。他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封建小农经济，以及以“三纲五常”伦理道德为基础的社会政治观念，持比较保守的态度。他力图主张用乡村的文化建设来实现现代社会的改造，注重乡村的组织建设、科技知识的传授，以及新伦理的建设
（四）依靠力量不同：农民和知识分子
在乡村建设的依靠力量上，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是中国贫穷和落后的总根源。同时，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因此，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8]
而梁漱溟却认为，中国的乡村建设必须依赖于中国的知识精英身上，而农村中的精英群体则成为乡村建设的依靠力量。他的经济策略是：“散漫的农民，经知识分子领导，逐渐联合起来为经济上的自卫与自力；同时从农业引发工业，完成大社会的自给自足，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构造。”[9]
（五）实践的结果不同 ：成功与失败
毛泽东的乡村革命理论立足于旧中国的实际，找准了中国农村、农民的灾难根源，抓住了农民的核心，即土地问题，通过彻底变革土地制度，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从而找到了组织农民发动农民进行革命的独特道路，在这条革命新道路理论的指引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
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当时也曾引起极大反响，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只看到农村社会的表面现象，只着重从文化角度分析中国落后的病根，没有抓住社会问题的症结之所在，用这样的理论来指导乡村建设运动，其结果收效甚微。同时，忽略了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农民就不可能关心支持这场运动。结果他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因忽视土地问题，未能得到农民的真正支持而最终宣告失败。
三、毛泽东、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意义
毛泽东、梁漱溟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都给当时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很好的模式，可以很肯定的说他们的思想都是伟大的，只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只能有一种模式得到成功，获得呼声。二人的乡村建设理论都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的解决有很好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一）发展乡村教育，提升新农村建设软实力
毛泽东、梁漱溟这两位乡村建设理论家的乡村建设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他们认为这是乡村建设要获得成功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传统的文化体系开始遭到了破坏， 农村文化主体性也面临着丧失的危险。梁漱溟曾直言不讳的指出“转变出”新文化的途径就是教育，而且“民众教育或社会教育，即乡村建设”。[10]众所周知，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处于主体的地位，他们文化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成败， 这在客观上必须发展乡村教育事业。对此，应当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素质教育的重视，只有充分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新农村建设的软实力。
（二）重构群众路线，完善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毛泽东与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过程中都强调了要与农民密切联系起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受农民得到实惠。所以坚持走群众路线，才能使广大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只有坚实的物质保证才能使“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目标顺利实现。但这些政策措施都离不开群众，只有制定为群众服务的政策才能更好地稳固新农村建设的基石。
（三）推动农业现代化是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
梁漱溟通过对农村、农民的深入调查和研究，不止一次的强调：农业对商业、金融业、工业、交通运输业都有很大的影响，他对农业寄予很大的希望。
当下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直接影响着国家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又依靠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而市场经济正在促使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生转型，去城市打工的群体逐渐脱离农村，土地被搁置或者抛荒，面对这些问题，土地流转、规模经营这样一种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开始出现，它可以解决生产经营相对分散的弊端。只有积极的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最终实现农村的和谐，整个社会的和谐。
（四）中国乡村必须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毛泽东主张中国乡村建设在近代历史背景条件下只能走革命道路，而梁漱溟则认为乡村建设可以走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改良道路。无疑，毛泽东审时度势选择的这条道路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是它指引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但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乡村建设再走革命道路显然是行不通的，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我们选择了走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逐步健全中国农村的基层建设、民主法制、社会保障等制度，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1.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0-131.
[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7.
[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二）[M].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8.
[7]梁漱溟.树立信用，力求合作[N].大公报，1937-03-02.
[8]毛泽东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2.
[9]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二）[M].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10]宋恩荣.梁漱溟教育文集[M].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