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贿赂换取资源的旧政商关系成本太高、大势已去，企业需要塑造更能规避风险、更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新型政商关系。
在谈及近日出版的《危险关系——晚清转型期的政商赌局》一书中，作者雪珥这样表示，“中国式的政商关系，在我看来都是‘危险关系’”。她表示，所谓“危险关系”，有两层意思。第一层，这是有诱惑的，背后是欲望驱动；第二層，这是危险的，玩这种游戏的双方往往很难有好下场。
政商关系发展变形
认真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可以对以下五点有清晰的认识：一是改良、改革用的是正作用力；二是暴力革命用的是反作用力；三是靠暴力革命取得统治地位的代表，在取得经济统治权的过程中，须面对反差极其巨大的经济诱惑；四是从俄国到中国的无产阶级领袖们，无不看到其面临巨大诱惑的危险性；五是30年重视经改不重视重构政治生态，让政商关系严重扭曲。
根据法制日报社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联合法治周末报社、法人杂志及中国青年报社中青舆情监测室共同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媒体样本）》，通过对605起企业家犯罪案例，可以归纳出“官商勾结成企业家犯罪突出特点”。
报告显示，在明确企业所有制类型的603例案件（跨国公司等外资企业案例归入民营企业范畴）中，国有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456件，占603例案件的76%；民营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147件，占603例案件总数的24%。国有企业家犯罪尤以贪污、受贿最为突出。而其中，“涉案国企企业家多因职务犯罪，民营企业家涉罪多集中投融资”。
在349例有明确涉案罪名的国企企业家涉罪案例中，共涉及25个罪名。主要包括：受贿罪278例，贪污罪66例，挪用公款罪21例，行贿罪13例，职务侵占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各7例，滥用职权罪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6例，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4例，挪用资金罪、集资诈骗罪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各3例，玩忽职守罪，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各2例。
与2014年度的媒体案例相比，民营企业家涉及的犯罪案件在绝对数和所占比例上有所下降（2014年民营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181件，占所有案件总数的42%）。在125例有明确罪名的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中，共涉及29个（类）罪名。
4月中旬，我（李永忠）从深圳媒体看到深圳市政府办公厅通报了一份由深圳市纪委撰写的《水务局系列腐败案剖析报告》，报告揭露了一条完整的权钱交易链：内部人士操纵定标，对内向“官办企业”输送业务、对外串通一批长期把持工程建设市场的包工头。
拿贿款吃回扣的金额惊人：水务局原局长张绮文未向组织申报个人财产高达1.3亿元；茅洲河一个标段的承建企业获利数亿元之巨。有涉案包工头甚至形容：水务工程利润之高，只要中标一单，就够整个家族一辈子享用。
水务局系列腐败案剖析报告提到，在张绮文之前，深圳市水务局已连续下马两任局长黄添元和蒋尊玉。而随着张绮文案发，该局其他领导及10多名中层干部被立案调查。水务工程系统性腐败的原因在哪里？给治水工程质量和整个市场带来哪些坏影响？深圳市纪委认为工程各主要环节都是由水务局独家负责，水务系统相对封闭的“官商圈”、“人情圈”、“熟人圈”，侵蚀了制度的约束力，加大了廉政风险。
其实，无论从多年前河南省四任交通厅长落马，还是到当前深圳水务局三任局长中箭。我们无不遗憾地看到，30多年从反腐蚀到反腐败，决心在增加，力度在加大，案件没少查，贪官没少抓，但是权力结构没有大的改变，选人用人体制没有变，廉政特区没有设立……政商关系还是一种危险关系。
重塑政商关系
改革开放的实践，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认真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
当开启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很快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这30多年，党群关系疏离，干群关系紧张，两极分化严重，腐败越演越烈。关键就在于经改孤军深入，缺乏政治生态的重构与之配套。
习近平总书记看到建立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亲”“清”关系。
我以为，新型政商关系的“亲”“清”关系，不仅是政治上、情感上的亲近，经济上、钱财上的清白。这种新型政商关系的“亲”“清”关系，也要求我们更多地注意——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诉求。自己能当代表人，何须寻找代理人？
民营企业家中有人想当县长、市长、省长和常委、书记，但是他们当不了怎么办？退而求其次，于是有人想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以利于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又防止卷入政治漩涡。这些年，企业家能“亲近政府”的最近窗口，就是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但凡有些经济实力和有点想法的民营企业家，都会为之努力拼搏一番。湖南衡阳的人大代表贿选案堪称典型。
但是，不容易当上，或者勉强当上，作用也不大。怎么办？于是，一些人不得不在党和政府里面寻找他的代理人。有的用政治、有的用爱好、有的用感情，有的就干脆用金钱来寻找。于是，有的官员就这样落马了。
不正当的官商关系，正是导致腐败的重要渠道。2011年7月19日上午，索贿受贿1.45亿余元、贪污5359万余元、违规退还有关公司土地出让金7170万余元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与受贿1.08亿余元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均被执行死刑。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领导干部
许迈永2009年写的悔过信中，对自己之所以走上贪腐之路，总结了三大主要原因：一是心存权变钱的思想；二是侥幸的心理；三是法制观念不强。许迈永列举的三条主要原因，与很多贪官的忏悔非常相似。应当说，带有共性。但是前两条是真原因，后一条是假理由。
为什么在权钱交易中，最终受伤害的总是领导干部？
首先，权钱交易不是一种等价交换，而是削价贱卖。
其次，权钱交易不是一种正常交易，而是黑市交易、违法犯罪交易。
第三，权钱交易不是一种平等交易。一旦交易完成，高低地位瞬间互换。
结论：送钱时信誓旦旦的人，终究靠不住。
闻名全国的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案，深刻反映了这些年来官员贪腐在贿赂方式上的明显变化，即从赤裸裸的权钱交易逐渐转为非物质化贿赂。刘志军与丁书苗之间的默契，使他们的交易已无需合同固化，导致法律难以有效追究官员的罪责。因此，反思刘志军与丁书苗的合作模式与罪控审判，对贪腐官员的究责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在《法制日报》撰文，认真分析过如果不能适时重构政治生态，中国的腐败会相继出现三种形式：一是权钱交易；二是权色交易；三是权权交易。
钱交易是一种简单的一次性交易。权色交易中的色，不仅指美色，泛指所有非物质形态的交易，如信息贿赂、感情贿赂、业绩贿赂等。权色交易是一种复杂的、多次性的交易，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出现，并可以有效规避打击。而在一定程度上，非物质贿赂的腐蚀性，远非特定数额的财物所能企及。其社会危害性和持续性，甚至超过了财物贿赂。权权交易则是以权力为目标，以既得利益为联盟的政治交易。通过掌权者之间的换手抠背，让自己的子女、亲友、秘书及身边工作人员以最便捷、最有利的方式进入权力层。
我以为，新型政商关系的相处之道，可以简要概括为——“两相”、“两之”与“四不”。
两相：即在形式上，要相敬如宾；在内容上，则要君子相交淡如水。
两之：即近而远之，等距交之。近远有差，交往无别。在政治上、友谊上要亲近、亲切，在经济上、钱财上要清白、清廉。
四不：即权不经商，钱不贿权（政商交往要有底线）。
有权有钱都不能任性（用权、用钱都要有要求、有分寸）。
官商交往也不要偷偷摸摸（形式要大大方方，公开透明）。
晋·傅玄《太子少傅箴》：“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政商关系是政治人与经济人之间的一种必然关系，过去、现在、将来都会有关系和联系，必须在正视的前提下分析研究。重塑政商關系，既要讲学习、讲原则，更要建立试点、重构政治生态。不能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就难以形成正常的政商关系。
（《财经》2016年第13期 李永忠/文 作者为制度反腐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