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肩负的历史任务来确定政治路线，把干部教育工作作为贯彻落实党的政治路线的先导性措施，大力培养能够适应新形势、满足新要求、完成新任务的优秀干部，有力地推动了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干部教育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中国化。本文以历史发展时间为序，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个阶段的干部教育情况进行了专题阐述。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３１－０４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工作，并将其作为事关全党大局的战略性和基础性工作来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肩负的历史任务来确定政治路线，把干部教育工作作为贯彻落实党的政治路线的先导性措施，大力培养能够适应新形势、满足新要求、完成新任务的优秀干部，有力地推动了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干部教育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中国化。
一、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干部教育
中国共产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广泛传播，直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产生。中国共产党对干部教育问题的关注从建党就已经开始了，党的一大通过的决议中明确提出：要组成“劳工组织讲习所”，“训练从事我党实际工作的工人”，并指出“要特别注意中国的实际情况”。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思想的最初表述。［１］在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又提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２］这样的文字表述可以理解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比较正式地提出干部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
建党初期的干部教育同党的其他工作一样，都处于无经验的初创阶段。艰苦斗争环境和物质条件限制了干部教育工作的开展，而形势又迫切需要党培养训练大批的干部，以更好地组织和领导工农运动。中国共产党开始通过党、团组织的刊物来教育和培养青年干部和青年积极分子，运用学校教育形式培养干部。湖南自修大学、湘江学校、安源党校、工运干部劳动学院等院校可以看做党的干部学校的雏形。
随着党领导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干部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２７年大革命时期的三年间，党中央先后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和计划，来逐步加强干部教育工作，培养更多更好的干部，以适应日趋激烈的革命斗争的需要。这些决议和计划涉及干部教育工作的目的、意义、指导思想、方法等多个基本问题，不仅有效地推动了当时干部教育的发展，而且也为后来革命和建设时期干部教育的大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这个时期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又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党通过选派大批优秀青年进黄埔军校和去苏联学习等方式来培养军事干部、工农干部。与此同时，我党也在积极创办自己的干部教育学校，培养和教育工农干部。主要有：１９２２年１０月创办的上海大学；１９２４年７月开始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此外，各个地方还创办了一些知名的干部教育学校，如１９２５年９月创办的北京党校；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创办的上海区委党校；１９２６年７月创办的广东区委党校；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创办的湘区、鄂区委党校；等等。
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是重要的转折时期。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一度表现出不成熟，中国革命尚在探索中不断前进，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始终高度重视组织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睿智地洞悉到，培养干部是革命事业成功的保障。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其诞生之始就开始了对干部教育的探索，积累了干部教育的初步经验，形成了一些好的做法和特点。但是，由于党的理论与实践刚刚起步，正处于艰苦的探索阶段，因而，这个时期的干部教育工作还极为薄弱。毛泽东评价到：“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３］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干部教育
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工农武装割据”的展开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干部教育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革命斗争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干部，必须加快干部的培养训练。而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环境中，加强党员干部的无产阶级意识教育，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时期干部教育面临的主要任务。党中央要求各地方党组织要“成为干部分子直接的训练机关”［４］，“支部的群众工作与教育工作是训练干部的基础，从最广泛的个人教育工作，直到系统的训练班，都必须努力去做。”［５］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个根据地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就出现形式多样的干部教育格局和风格。这些根据地在进行革命斗争的同时，加紧培养训练干部，探索干部教育的新途径。
干部教育的条件仍然十分艰苦，苏维埃政府想方设法创办各种干部学校来培养各级各类党政干部。在中央苏区瑞金创办了很多专门的干部学校，比较著名的有：培养红军干部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卫生学校等；培养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大学；培养苏维埃干部的苏维埃大学；培养教育干部的中央列宁师范学校；培养农业干部的中央农业学校；培养文艺干部的高尔基戏剧学校。［１］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军事教育、政治教育、工农运动教育和知识文化教育等。
除了举办干部学校外，苏维埃政府还根据中央的指示大力提倡干部在职学习。１９３１年８月，中央在《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指出，要“在日常工作中加紧锻炼教育干部，各级党委各部各委的领导同志必须负责的提倡与切实的进行，建立各种列宁读书班，研究小组，学习会议，最广泛地进行个别教育的工作，用一切办法去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线，使每个干部在日常工作中积极学习，在研究学习中紧张日常工作……这样，才能一方面推动工作的发展，另方面加强干部的工作能力。”［６］
苏维埃政府还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干部训练班，比如短期培训班；识字班等等。苏区非常重视干部的理论学习，专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干部进行理论学习和研究。研究会经常有系统地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苏区的干部在职学习，显著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从而促进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干部教育的主要方式仍然局限于开办短期、流动的训练班等应急性的措施，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干部教育体系和干部教育理论，远远不能满足革命形势发展对于干部素质的更高要求。但是，即使这些简单的教育，仍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干部的思想觉悟、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在培养训练过程中还形成了很多革命的好传统、好精神。这一时期干部教育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为以后党的干部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教育是在继承建党初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干部教育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时，由于新的革命形势的到来，使党面临着更为复杂、艰巨的革命任务。党的干部队伍不断的发展壮大，许多新生力量加入到革命队伍当中来，也带来了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党的干部队伍工农出身的占绝对多数，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容易受机会主义错误思想的影响。“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３］，此时，加强干部教育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
这一时期党加大了对干部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中央决定成立干部教育部，负责统一领导和组织全党干部教育工作。１９４０年１月，中央要求各级各地区党委和部队政治部的宣传部设立干部教育科，以负责管理、督促和检查本地区各单位干部教育工作；在基层党组织设立专职教育干事，负责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业务学习。为使干部教育顺利开展，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１９４０年１月３日）、《关于加强党内策略教育的一些具体规定》?穴１９４０年８月１３日?雪、《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穴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０日?雪、《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穴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７日?雪、《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８日）等一系列文件，特别是后面两个文件，是当时干部教育的基本依据和指导。［７］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十分重视干部教育。他们经常参加干部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做报告、搞演讲，为搞好干部教育作出了示范。
这一时期初步建立了正规化、多层次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体系。利用不同类型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培养训练干部，是抗战时期干部教育取得成功的经验之一。党校是培养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理论干部的主要阵地，在抗战时期得到了大发展。除负责培训党的高级、中级领导干部的中央党校外，还有中共陕甘宁边区党校（１９４１年改为中共西北局党校）、中共北方局党校（１９３９年创建）、中共华中局党校（１９４１年初创办）等。除此之外，党中央适应形势发展和干部教育的特殊情况，创办多种形式的大学、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比较著名的学校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延安马列学院（１９４１年改组为中央研究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华北联合大学等，各地方也相继建立党校，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
这一时期的干部教育的特色就是明确提出并规范了在职干部教育。当时恶劣的战争环境，使得在职教育成为提高干部素质的有效手段。１９４２年中央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提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中的比重，又应是第一位的”［８］这就明确了“在职干部教育第一”的战略方针。在职干部教育要有具体的制度来保证效果，主要是每天两小时学习制度、建立学习小组制度、轮训班制度以及学习监督检查制度等。在职干部教育学习内容的有所不同，要根据他们的工作性质和岗位不同，但都要有基本的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业务教育。在职干部教育的推行，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响应，普遍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这一时期的干部教育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干部教育要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应该使学生切实了解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应该经常研究与讨论党中央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各种文件与指示，应该经常多请当地的和外来的负责同志报告各种时事问题及各种实际工作的情况与经验”，引导干部“在学习中应提倡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与同志的辩论问题的作风。”［９］党校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有：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军事和战争教育、中国历史和国情教育、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以及经济和生产教育等。在教学方面，采取课堂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不拘泥于某一种特定的教学形式，而是寻求灵活多样、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比如：因人施教、教学相长、学用一致、自学为主、启发式、课外辅导等等，这样的教学方式方法，得到了干部的欢迎，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延安整风是抗战时期干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针对抗战初期党内机会主义错误思想的恶劣影响，党内存在的党风、学风、文风不正问题，以及干部队伍的重大变化，中央为了统一全党思想，教育提高干部，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了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教条主义，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统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整风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整风的方法是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识。［１０］延安整风运动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中教育，是党的干部教育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广大干部思想政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全党实现了空前的团结。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党上下的艰苦努力，克服了战争环境造成的困难，抗战时期的干部教育取得了巨大成效，为党的事业发展培养了大批的干部人才，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独特贡献。这个时期干部教育在理论、实践上都走向了成熟，形成了一整套干部教育体系，兴办了一大批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为后来我党干部教育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教育
随着解放区的日益扩大，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不仅要加强老区的各种建设工作，而且要有相当数量及质量的干部调赴新区，有秩序地接管新开辟的解放区，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早日实现。这一时期的干部教育，继续贯彻和执行抗战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和各项政策，继承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干部学校的优良传统，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转变学员思想置于工作的首位。各解放区的干部教育工作，在“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的革命总目标指引下，不失时机地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方针和政策，培养了大量的革命军政干部和技术人才，既有效配合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也为教育事业从战争和农村环境转入和平建设环境做了充分准备。
这一时期的干部教育理论有了新发展。各个解放区继续实行“干部教育第一”的政策，干部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创建和加强，干部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着眼于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建立新中国以后由战争向和平建设过渡的前景，提出在北方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恢复与发展生产，同时恢复与发展教育事业；在以生产为中心的前提下，各项工作，包括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一中心工作服务的。”［１１］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１２］；还“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这些主张，解决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需的干部的教育和培养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干部教育思想。
这一时期干部教育的规模在不断扩大。随着人民解放军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扩大，所需干部数量急剧增加，干部教育规模随之扩大。除一部分是在抗日根据地原有干部学校的基础上扩充之外，绝大部分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办的。以华北地区为代表，各个解放区先后创建了多所干部大学，开办、加强或扩大了各大军区军政学校，创办各种专门学校。例如：华北联合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华北大学、行政干部学院、山东大学、东北军政大学、西北军政大学等。为比较有系统地培养具有理论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１９４８年７月，中央决定创办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由刘少奇任院长。１９４８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共产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１３］为应急需，上述学校中大量地附设短期的速成学校或训练班。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干部教育从革命和建设的未来出发，把着重于政治教育调整到政治与专业管理并重，开办了工、商、医、艺术、邮电、铁路、师范、少数民族等培训专业。
这一时期干部教育的对象在不断扩大。在接受教育的干部来源上，中央十分注意吸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有组织地对新解放区和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进行革命教育。经过思想改造和审查，以及唯物史观的学习和劳动锻炼，使学员初步掌握了革命理论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增加社会发展史知识的学习，使他们从思想上迅速转变为革命者，以扩大干部队伍，结业后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与此同时，党认识到，在取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后，必须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使他们能够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党十分重视党外干部的培养选拔。”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对大批的妇女干部进行培养和教育，提高他们参与和领导新中国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各级党校培训班有计划地吸收非党干部、妇女干部、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产业工人出身的干部等学习，克服他们身上不同程度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灌输和培养无产阶级的思想，组织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学习毛泽东思想，逐步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
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教育比较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教育培养了大批革命需要的干部，把干部教育理论与实践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更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为党在成为执政党后如何教育培养党的各级干部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持续发展。这一时期的干部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巨大成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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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魏子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