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星火燎原旌旗展，辟地开天功业成；中流击水九十年，领航山西建奇勋。
2014年春夏之交，我们将迎来中共山西地方组织成立90周岁华诞。山西是北方地区建立中共组织较早的省份之一，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首创地和开辟华北敌后抗日战场的战略支点、战略依托和前进阵地，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成效显著的省份之一。90年来，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血火征程，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凯歌行进，山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精诚团结，群策群力，顽强拼搏，不屈不挠，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实现复兴的奋斗凯歌，山西的各项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实现了跨越发展，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伟大史诗，是伟大光荣的奋斗史，也是辉煌卓越的创业史。
为纪念中共山西地方组织成立90周年，本刊从第4期起，将隆重推出“纪念山西建党90周年”专栏，陆续组发90年来发生在三晋大地上有影响的重要决策、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系列专稿，追根溯源、抚今追昔，充分展示中共山西党组织带领山西人民进行的丰富实践和辉煌成就及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作出的卓越贡献；同时也配发一些山西著名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以缅怀传播马克思主义、创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以及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英烈，讴歌创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共和国英模和优秀共产党员。
纪念中共山西地方组织成立90周年，重温党的光辉历史，关键在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再创新的辉煌！
敬请关注——让我们和广大读者一同走进历史时空，品读峥嵘岁月。
诞生于1924年的中共山西地方组织，已经走过了90年的奋斗历程。90年来，山西党组织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山西党组织从弱小到壮大，由幼稚到成熟，团结和带领山西人民为民族独立、为人民解放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的热血为之沸腾，精神为之振奋！
星星之火，在大革命的洪流中熊熊燃烧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在三晋大地上擂响了反帝反封建的战鼓。五四运动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山西人民的革命斗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而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是与高君宇的直接指导和帮助分不开的，他是“山西省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政治活动家”。
五四运动后，高君宇多次回到山西，在他的母校省立第一中学开展革命活动。1921年5月，在高君宇的指导帮助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成立。1922年9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委成立，书记贺昌。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大力发展青年团员，为山西党组织的建立在思想上、组织上做了准备。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形成。5月，高君宇根据中共北京区委的指示，回山西进行建立党组织和筹划国共合作事宜。同年夏，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建立了中共太原支部，书记先后为张叔平、傅懋恭（彭真）。这是山西建立的最早的党组织。山西党组织的建立犹如黑暗中点亮的指路明灯，揭开了山西历史的崭新篇章！
1925年至1926年，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山西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共同领导了山西的国民革命运动，星星之火燃遍了三晋大地。
1925年初，阎锡山为扩军备战，决定在全省农村估价征收房税，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在此情况下，中共太原支部和共青团太原地委发起反房税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的革命斗志。与反房税斗争相联系，省立国民师范掀起驱除反动学监、争取民主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5年6月，山西党团组织领导全省人民掀起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经过五卅运动的锻炼，太原地区的党员得到很大发展，同年12月，成立了中共太原地委，书记崔锄人。在中共太原地委的领导下，山西工农革命运动逐步掀起了高潮。在各地此起彼伏的工人斗争中，坚持半年之久的榆次晋华纱厂工人大罢工在山西工人运动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同时，全省各地农民斗争风起云涌，祁县城南丰固村农民开展的反贪污、反恶霸斗争和柳林农民开展的抗捐抗税斗争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26年至1927年初，随着国民革命不断发展、工农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山西党组织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先后成立了中共榆次地委、中共临汾地委、中共汾阳地委和中共晋城地委。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为应付急剧恶化的革命形势，加强党对山西地区工作的领导，同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山西省委，书记颜昌杰。此时，全省党员已达1500余人。
1927年6月，阎锡山就任北方革命军总司令，公开投靠了蒋介石。从此，山西地区的国共合作局面彻底破裂，刚刚成立的中共山西省委即遭到阎锡山当局和国民党清党委员会的双重镇压，党的组织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但全省各地的共产党员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百折不挠，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
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6年2月红军东征前，山西党组织先后数次遭到大破坏，省级领导成员王瀛、邓国栋、周玉麟、汪铭、刘天章、谷雄一、阴凯卿、任国桢、王伯唐等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壮烈牺牲。但人民革命斗争却犹如熊熊燃烧的火焰一样始终未曾熄灭，无数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血”，宁死不屈，百折不挠，革命的红旗始终飘扬在三晋大地上。
1927年8月，面对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中共山西省委改为临时省委，王鸿钧代理书记。在临时省委的领导下，各地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了反对坏村长和土豪劣绅的斗争，其中，猗氏县（今属临猗县）农民掀起的“八一”农暴轰动了整个晋南地区，迫使阎锡山撤掉了反动县长牛诚修，斗争取得了胜利。祁县贾令镇农民赶跑了反动村长，由农民协会掌握了村政权。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为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山西临时省委于1928年2月在霍州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制定了执行中央“新政策”的工作方针，改选了省委领导机关，选举王世益为省委书记。正当新一届山西省委准备实施这次扩大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时，山西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了大破坏，省委书记王世益、委员邓国栋、团省委书记周玉麟等200余人被捕。同年4月，成立了山西临时省委，书记先后为王鸿钧和王世隆。后因王世隆叛逃，临时省委解体。
在此形势下，为挽救处于困境中的山西党组织，临时省委常委汪铭两次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山西党组织面临的困难情况。192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中共顺直省委并汪铭，决定“目前山西可不成立省委，先着手于地方工作的恢复和建立，山西工作改归顺直省委兼管”。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共顺直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太原市委、阳泉特支和运城特支，汪铭任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并以顺直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指导山西各地的工作。正当中共太原市委按照计划全面开展工作时，1929年7月，汪铭被捕，1931年10月惨遭杀害。汪铭被捕后，中共顺直省委决定将太原市委改为太原临时市委，任命冯天祥为市委书记。
1930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地区展开大战，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在此情况下，中共顺直省委将太原临时市委改组为中共太原特委（亦称山西特委），由习静波担任书记，顺直省委要求太原特委立即行动起来，发动兵变。同年7月，为加强对兵变的领导，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王青士来山西担任特委书记，王青士坚决执行北方局发动暴动的指示，许多共产党员因此被捕，党的组织再次遭到破坏。同年10月，北方局决定撤销太原特委，成立中共山西省委，任命刘天章为书记，省委的主要任务是在山西尽快“组织红军，创建苏区”。同年12月，山西省委改组为山西特委，书记先后为刘天章、阴凯卿。在山西特委的发动领导下，1931年5月和7月，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两支革命武装成立后，遭到了反动军队的疯狂镇压，许多官兵英勇牺牲，幸存下来的红军官兵转往陕北，加入了陕北红军。同年9月，山西党组织又一次遭到大破坏，特委书记阴凯卿、组织部长刘天章和河北省委派驻山西的特派员任国桢、太原市委书记杜文卿等50余人相继被捕。同年11月，阴凯卿、刘天章、任国桢等十几人惨遭杀害。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沦为日寇之手。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同年12月，山西广大学生掀起了“一二·一八”抗日反蒋运动，揭开了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序幕。
“一二·一八”抗日反蒋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山西的反动势力，促进了山西革命高潮的到来。1932年9月，中共山西特委恢复建立，书记先后为栗志周、维公。在中共山西特委的领导下，以教育界进步人士为主成立了太原教职员联盟（简称教联）、山西抗日反帝同盟会和太原社会科学家联盟，同时恢复了山西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将教联、社联纳入其领导之下，还成立了红军之友社。1934年夏，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山西分会。期间，在山西活动的抗日进步团体和党的外围组织还有以文化界人士为主的左联、山西革命互济会和中外语文学会等。在山西特委和各进步团体的共同发动领导下，1932年至1935年，先后爆发了省立太原第一师范学生反对校长黄丽泉的斗争、太原成成中学反对校长段丽卿的斗争以及太原各中学开展的反会考斗争。
1934年3月，山西党组织因特委常委王光甫的被捕叛变遭到了又一次大破坏，特委书记维公不得不离开山西。同年4月，成立了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书记先后为栗志周、王伯唐、李宝森、张友清。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抵达陕北。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策划“华北自治”，“偌大的华北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为此，中共中央于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根据瓦窑堡会议《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6年2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的率领下，从2月20日渡河东征进入山西，5月5日回师陕北。东征红军在山西历时75天，转战50多个县。对于红军东征的战果，毛泽东用四句话概括：“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红军东征期间，在山西20多个县建立了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使“苦难的山西人民看见了党，看见了红军，在他们的心头燃起了希望，找到了他们应该走的道路”。红军回师陕北后，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并加紧了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毛泽东亲笔致信阎锡山，指出：“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红军东征及毛泽东的亲笔信对阎锡山造成极大震动，1936年底，中共驻晋秘密联络站在太原建立，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6年10月，薄一波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回到山西，在阎锡山的官办团体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担任秘书。牺盟会积极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使山西很快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与此同时，中共山西工委积极恢复和建立各地党组织，为行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群众基础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中流砥柱，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向中国驻军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从此开始。
全面抗战爆发后，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宣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红军改编后，于8月底、9月初相继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为打开山西抗战局面，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先后移驻山西，毛泽东对山西抗日前线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发出一系列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3个师分别以五台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为依托，相继从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向晋察冀、晋察绥、晋冀豫边区和晋西南地区扩展，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地方武装，组建抗日民主新政权。
从1937年9月到11月太原失守前，八路军在日军的侧翼和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先后取得了平型关、雁门关、阳明堡、广阳等100余次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作战。八路军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的展开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为建立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游击战争战略支点和八路军实行更大规模的战略展开奠定了基础，不仅使山西成为共产党、八路军实行与坚持抗战的“立足点”，而且成为共产党、八路军扩大与发展华北抗战的“出发地”。此后，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由山地到平原，开辟出广大的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
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得到发展。1937年8月1日，成立了第一支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这支部队名义上是阎锡山的军队，并由阎锡山派军官担任军事指挥，但政治委员和各级政工干部都是由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因此，山西新军在配合八路军开辟抗日根据地、抗击日本侵略军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同年9月20日，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战动总会成立后，在群众中开展了广泛的战争动员工作，为山西抗日高潮的掀起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7年11月8日，山西省会太原失守，山西抗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配合开赴山西的八路军创建根据地，中共中央北方局在以山西为中心的各地加强了建立和健全党的领导机构的工作。
在晋东北地区，1937年10月，中共晋察冀省委成立，由黄敬任书记。1938年下半年，晋察冀省委改称晋察冀区党委。由刘澜涛任书记。在晋西北地区，1937年11月底，晋西北工委改称晋西北临时省委，1938年1月改称晋西北省委，8月改称晋西北区党委，由赵林任书记。在晋东南地区，1937年10月，中共冀豫晋省委成立，先后由李菁玉、李雪峰担任书记，1938年8月，冀豫晋省委改称晋冀豫区委，1939年3月改称晋冀豫区党委。在晋西南地区，1937年10月，由中共山西工委改组成立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张友清。1938年2月，成立中共晋西省委，书记王达成。同年5月，撤销山西省委和晋西省委，成立中共晋西南省委，书记林枫。同年11月，晋西南省委改称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
八路军开赴山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发展、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建立，使山西掀起了全民抗战的高潮，抗战的烽火燃遍了三晋大地。各地纷纷建立游击队、自卫队，成成中学学生“脱下长衫，换上短布衣”，投笔从戎，组成师生抗日游击队，走上抗日战场。五台山寺庙的和尚也参加了抗日斗争，在“保卫家乡”“抗日救国”的口号下，纷纷拿出民间收藏的大刀长矛，踊跃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从1937年12月下旬到1938年4月下旬，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多次粉碎日军的“围攻”，歼灭了日军大批有生力量，不但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的作战，而且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1939年底，阎锡山在山西制造了“十二月事变”，在晋西、晋东南等地向新军、牺盟会、抗日民主政府发动进攻，山西新军对阎锡山发动的进攻进行了坚决反击，将决死队和牺盟会中的反共顽固分子予以彻底清除。随后，新军纳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从而使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得到了迅速壮大。
1940年，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和巩固发展的新阶段，统一了行政领导和财政经济政策，加强了对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根据地建设开始出现了新气象。各根据地召开临时参议会，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产生了抗日民主政府，使民主政治制度逐步得到完善。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完善，各根据地农业、手工业、副业、工业以及商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就在山西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建设的同时，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加紧推行“囚笼政策”。为打破日军的“囚笼”，八路军总部于1940年8月至12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有力地保卫了抗日根据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在百团大战中，山西各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战支前，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1941年开始，抗日战争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连续进行破坏性的“扫荡”。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连绵不断，使抗日根据地的军需民食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
面对极端困难的局面，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作战。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形成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最为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人民战争的宏伟局面。无数三晋儿女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起了摧不垮、战必胜的铜墙铁壁，“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轻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民兵、自卫队广泛开展的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窑洞战、围困战等作战形式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各地反“扫荡”、反“蚕食”作战中，太行区军民取得了黄崖洞保卫战的胜利，晋绥区军民开展了“挤敌人”斗争，取得了田家会大捷和围困蒲阁寨斗争的胜利，太岳区军民取得了歼灭“日军战地观战团”的胜利和沁源围困战的胜利，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赞沁源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在1942年5月太行区的反“扫荡”斗争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壮烈牺牲。
为克服严重困难局面，从1942年开始，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发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增强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使解放区能够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胜利地坚持敌后的抗战”。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但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而且养殖业、运输业和手工纺织业、合作社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1943年2月，平顺县西沟村党支部书记李顺达响应毛泽东“组织起来、生产自救”的号召，创办了太行区最早的劳动互助组，被誉为“边区农民的方向”。晋绥区民兵英雄张初元组织民兵“劳武结合”，战斗、生产两不误，延安《解放日报》称赞张初元是“劳力与武力结合的范例”。根据地的八路军官兵“又战斗来又生产”，利用战斗间歇开荒种地、纺纱织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减租减息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为根据地战胜严重困难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1942年春开始，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规模宏大的整风运动，使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为克服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1945年春夏，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先后掀起了对日攻势作战，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8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8年抗战期间，山西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以山西为中心，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三大抗日根据地，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山西建立华北战略支点的构想，支撑了华北以至全国的持久抗战。山西作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广大军民歼灭日军近7万人。山西人民踊跃参军参战，有70万青年参军入伍，壮大了八路军的力量，山西党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壮大，到抗战胜利时，全省已建立起20个地委、111个县委（含半边县），党员发展到15万人。与此同时，山西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大批抗日军民血洒疆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统计，山西抗日军民共伤亡276.4万余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新华日报》（华北版）总编辑何云、归国华侨女英雄李林、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政委陈光华以及坚持国共合作抗战的国民党将领郝梦龄、武士敏等一大批民族英雄，血洒黄土高原。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以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8年抗战中，山西各根据地军民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万众一心、敢于胜利，英勇斗争、无私奉献”的太行精神，它是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伟大象征，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决战决胜，解放山西全境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面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面积极准备内战。因此，抗战的硝烟还未散尽，内战的阴云又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各根据地军民“针锋相对，存土必争”。1945年9月，晋冀鲁豫军区集中太行、太岳、冀南部队，发动上党战役，沉重地打击了阎锡山的军事实力，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的斗争。
1946年6月，以国民党军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全面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反击。
从1946年6月至1947年1月，晋绥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等部先后发起晋北战役、大同集宁战役、闻（喜）夏（县）战役、同蒲铁路中段战役和临（汾）浮（山）战役、吕梁汾孝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向山西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4月至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等部发起晋南反攻战役，晋察冀野战军发起正太战役，解放了山西大片土地。与此同时，在暂时放弃区和边沿区的党组织领导地方武装和民兵进行了广泛的游击战，许多共产党员英勇牺牲。文水县云周西村年仅15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和寿阳县赵家垴村16岁的女共产党员尹灵芝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毛泽东在得悉刘胡兰的事迹后，为她亲笔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伴随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山西各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村村燃起了焚烧地契的火光，户户响起了庆翻身的锣鼓，农民满含着欢喜的眼泪，领到了他们几辈子梦寐以求的土地证。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犹如暴风骤雨一般席卷了山西各解放区，广大农民获得土地之后，焕发出极大的生产、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情。毛泽东指出：“有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1948年三四月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从陕北赴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途经山西，沿途对山西的土改工作作了具体指示。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讲话中，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结合土地改革运动，山西各解放区还开展了整党运动，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在思想上、组织上做了准备。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山西解放区的各项事业也得到了全面发展，人民民主政权进一步巩固，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公安司法工作进一步加强，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新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初步形成。
1947年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从1947年10月至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在徐向前指挥下，“横扫千军如卷席”，先后取得运城、临汾、晋中、太原四大战役的胜利。1949年5月1日，大同宣告和平解放，至此，人民解放战争在山西取得了全面胜利。
山西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出色工作分不开的。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鼓舞下，人民群众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充分保证了前线的需要。广大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默默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有无数地下工作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可以说，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和地下工作者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人民解放战争在山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时，山西作为革命老区，承担着支援全国解放的任务，既是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战略基地，又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前进阵地、重要兵源基地、后勤保障基地和干部输出基地。有30多万青年参军参战，数十万民兵、民工随军远征支援前线，两万多名干部北上西进南下，支援全国新解放区的开辟和建设。
从1924年山西党支部成立初期的不足10人到1949年9月全省党员发展到25万余人，山西党组织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幼稚到成熟，最终成为领导山西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坚强核心。在山西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左权、邓小平、叶剑英、杨尚昆、彭真、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薄一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党和人民军队的众多领导人在三晋大地上运筹帷幄，挥师决战，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或效命疆场，或尽瘁岗位、或就义刑场、或殉难囹圄，他们的革命精神彪炳千秋、永载史册。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