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溁麟（1988），女，河南西峡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明 珠（1987），女，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摘要：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反复推求比较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时他还积极与各种反动思潮作斗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周恩来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以及道路问题，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二是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促成了国共旅欧统一战线的建立。
关键词：周恩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4-0008-05
周恩来是最早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共领导人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周恩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外交思想、行政理论、教育思想、统战理论等方面，而对周恩来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仅有的几篇研究文献也多数依附于周恩来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贡献上。实际上，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推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对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中国化的探索进行了论述。
一、周恩来在旅欧期间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周恩来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1920年11月到1924年间，周恩来赴欧洲英、法、德等国勤工俭学，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将之与各种社会思潮相比较，他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完成了由爱国青年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与此同时，周恩来还积极与各种反动思潮作斗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一）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反复推求比较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旅欧期间，周恩来怀着探求真理、振兴中华的理想，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西方书籍，这里边既包括一系列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又包括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如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等。在阅读过程中，他认真地写眉批、记笔记，在刻苦学习与勤奋钻研中不断寻求救国图强的道路。经过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真研究，对其他各种思潮的广泛涉猎、比较，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静观察和深入思考，周恩来作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周恩来旅欧期间的一些著作和书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这个时期思想上的变化。周恩来在给觉悟社战友的信中指出：“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瞭，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以下简称C.ism）也就够了。我从前所谓‘谈主义 ，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1]454一经确定，周恩来立即就向国内的觉悟社友人宣告“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的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1]455。周恩来旅欧期间不仅在思想上坚定了自己的信仰，而且还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信仰。1921年，周恩来由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完成了由爱国青年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二）积极与各种反动思潮作斗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周恩来旅欧期间，中国留学生和华人组织中有许多党派，不仅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还存在诸如中国青年党、社会党、公教青年会等其他党派，这些党派大多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宣扬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和改良主义。作为中国旅欧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勇敢地承担起了捍卫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任。他在《少年》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如《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失败了么？》等热情洋溢的文章赞美共产主义，鼓吹国民革命，与此同时他还以犀利的文笔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在这些文章中周恩来客观地分析了流行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几种反动社会思潮，并结合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对其进行革命的批判，捍卫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周恩来针对“以资本主义来开发中国实业”的观点提出“以中国今日的情势，开发实业，似乎已成为不可争论的必然趋势，其实究竟用何种方法来开发他，却大可注意”[2]357。周恩来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从经济现状上立论》一文中列举了“适用资本主义”以及“袭用资本主义”的两种方法。他认为，用“适用资本主义”方法来开发实业，其结果不仅会使中国成为“舶来品”的销卖场，而且还会使中国各地布满外国的资本家，这些外国资本家只会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对中国进行掠夺，从而使中国彻底沦为列强的殖民地。而“袭用资本主义”来开发中国实业，则必须满足五个条件：（1）强有力的有产阶级政府；（2）民间多量资本；（3）科学的人才与机械自造；（4）关税自定权；（5）国内生产力与消费力的均平[2]358。在分析了上述五个条件之后，周恩来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指出，一方面，中国内有封建军阀外有列强欺压，关税权、司法权等均被列强控制，中国已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国内生产力与消费力更是有很大的差距，“袭用资本主义”所需要满足的五个条件也没有一个是符合的。于是，周恩来论断：“只要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中国实业，其同一结果总是压迫贫民阶级使之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困苦颠连，以致历劫难复。我们从这个观点上，永远要与资本主义为敌，更绝对不能容许拥护这个主义的方法在中国滋长茂盛起来，不要说他无真正发展中国实业的可能性，便是有，我们也决不甘从属于他。”[2]359周恩来结合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对“以资本主义来开发中国实业”进行了批判，并明确指出在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周恩来帮助人们打破了对“资本主义”的幻想，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2.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批驳
“国家主义”是一种坚持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主义，他们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否认阶级斗争，他们以中国青年党为组织，以刊物《先声周报》为喉舌，鼓吹“国家至上”，反对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3]。旅欧青年中的国家主义派在1923年成立了以曾琦、李璜为首的中国青年党，他们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多数国民无国家之自觉心”，否认和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对国家主义派，周恩来先后在《赤光》、《少年》上发表了《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等三十多篇文章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旅欧青年中，国家主义派的政治影响也比较大，国家主义派主张生产集中，利用大规模的计划来发展国家的实业，消除私人间的竞争。周恩来针对国家主义派的主张指出，实行国家主义必须有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府做支撑，而中国国家的最高统治权掌握在封建军阀的手里，想实行民主政治是“欺人之谈”，况且不消灭有产阶级，国际间的经济竞争和侵略政策便不会消失，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资本家也不会同意一切产业收归国家所有，在中国打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既无法排斥外资也无法有效地聚集内资。因此，周恩来指出：“以中国的国情和民性，民主主义的‘好政府’如何能凑立起来；便令胡适等的‘好政府’，江亢虎、张嘉森的‘德意志社会民主主义’都能如愿实现，但他们后边所凭借的民众与阶级究是什么？所开发的实业究是为了何人？”[2]361周恩来认为，当时的中国工农业发展十分落后且国家主权沦丧，既无发展实业的实力又无实行民主政治的基础，国家主义者企图通过国家之力来开发实业，消除私人间的竞争无异于痴人说梦。周恩来在文章中对国家主义派的批驳与质疑进一步揭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虚伪本质，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3.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起初，在旅欧华人中，“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很大。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诋毁马克思主义理论，攻击中国共产主义者及其革命的方针、策略，所以不取得反对无政府主义派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就无法立足与传播。无政府主义者在政治上的见解虽无法相容但在经济制度上却大多数主张产业自治，反对生产集中和暴力革命。周恩来针对无政府主义者“不革命而实现产业自治”以及“革命后而产业自治”的主张，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与中国的国情指出：“不革命而实现产业自治，英都无望，何况实业不振、经济权掌握在外人手中、工人无知的中国。革命后而产业自治，试问以中国土地的广大，工人知识的幼稚，交通运输机关的不备，世界资本家的联合压迫，民族的散漫，从何而自治？”[2]358周恩来认为“无政府主义论到实在的开发实业的方法，除掉毁坏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竟无什么具体主张。无政府主义既这样空洞，所以具有无政府思想的蔡元培，自认为无政府党人的李石曾、吴稚晖辈一遇到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才会手忙脚乱，弄出与无政府主义相反的主张出来”[2]357。周恩来指出无政府派的主张既空洞无物又自相矛盾，因此“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也行不通。同时，无政府主义者不仅否定和攻击俄国实行的“劳工专政”，诬蔑俄国“数年来之所谓劳工专政，实则是共产党一党专政”，而且他们还反对国家对经济进行统一的计划和领导。周恩来曾著文驳斥了这一观点，他指出反对派力量的强大和反攻迫使无产阶级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获得掌握国家和自己命运的真正权力和自由，而对经济的统一计划和领导也是必须的。周恩来认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在政治上实行专政，才能在经济上真正消灭私有制，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
通过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反动思潮的斗争，周恩来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及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周恩来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分析中国革命问题，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在2006年5月的一次讨论会上，龚育之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突出‘探索’两个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的说来，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反复探索的过程，从不成熟到成熟、成熟了又不成熟、还要再探索的过程”[4]。周恩来一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坚信共产主义是拯救中国的“救世良方”，首先进行的工作便是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进行探索，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些基本思想，这些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革命动力的科学分析、对中国革命对象的深刻认识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坚定选择等方面。
1.对中国革命动力的科学分析
周恩来认为，国民党革命十二年，之所以没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他们忽略了革命势力真实的存在和各派的经济地位，以至于不但新的革命势力未能集中到国民党的旗帜下，便是国民党唯一的后援海外华侨也有动摇之虞，这不能不算是国民党的重大失误。因此，周恩来提出“我们既做国民运动，我们必须先认清国民革命的势力，然后才能有团结的可能”[5]84。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结合中国当时各个阶级的具体情况，指出“海外华侨”、“中国的劳动阶级”、“青年学生”、“新兴的工商业家”以及“庞大的农民阶级”等五派是“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他还指出这五派革命势力中最可靠的是“中国的劳动阶级”，因为他们备受“列强势力”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罕见的，因此他们的革命性最坚决最彻底，是“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对中国革命动力的科学认识，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依靠力量，同时也体现出他已经逐步开始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来分析中国的革命问题。
2.对中国革命对象的深刻认识
周恩来在对中国各阶级经济地位以及革命态度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列强——特别是英、美、日、法——自是我们最大的仇雠”[5]82。这是因为“他们挟其工业先进国的机械力，奴役了我们农业国的散乱民众，掠夺我们的原料，强销他们的货物，以金钱诱惑中国的军阀官僚，于是借款约成，继海关共管、邮政代管后，有盐税共管、铁路共管、江河共管，驯至全部财政共管，乃便完全要实现共管中国了”[5]73。周恩来认为，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还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的总根源，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因而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敌人。周恩来还指出近代中国落后西方的重要原因除了“帝国主义之列强”之外，还有“冥顽不灵的军阀”，“但不有内贼，外贼何以能张牙舞爪地一无忌惮”[5]74。他认为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另外一个对象，周恩来在其著作《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和《革命救国论》中指出北洋军阀对内割据混战、对外卖国求荣，是中国近代最反动最腐朽的势力，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工具和社会基础，只有认清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军阀这两个中国革命的真正对象，才能消除“循环军阀祸国”的局面。周恩来对中国革命对象的深刻认识，表明他已经能够结合中国的国情，并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革命问题。
3.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坚定选择
周恩来认为，共产主义能够解决世界乱象，应该成为我们中国唯一的“救时良方”。他说，中国要取得民族的独立与富强，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国家政权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就无法顺利解决，也就不可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周恩来坚定地认为，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担当起改革经济与政治的重任。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只有实行共产制，才能铲除祸根，国家经济、政治的根本问题才可以获得解决，中国才有出路。同时，周恩来在“革命救国论”一文中，分析了当时中国外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内有北洋军阀混战的社会现实，指出“至我们中国呢，凡是稍明事理、稍识事实的人，大都能承认中国已夷为列强的半殖民地，非革命不足以图存了。且就世界的情势、国际的地位来说，弱小的民族若不从国民运动企图国民革命入手，而仅右倾于振兴实业图谋救国，或竟‘左’倾于毁坏一切自由行动，则结果转不过为在其国内无可发展的列强资本主义延长其遁在尾闾的生命而已”[5]83。周恩来在准确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基本国情后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总归一句话，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2]359
1922年，周恩来在写给国内战友的信中，明确提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施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1]454这表明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实质，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来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了。周恩来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概念，但他在旅欧期间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些基本思想，这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6]。
（二）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促成国共旅欧统一战线的建立
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大成果，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和成功经验，而国共旅欧统一战线是统一战线的早期雏形，它的建立为国内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1923年秋冬，随着国内国共合作进程的加快，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旅欧支部和以王京岐为代表的旅欧国民党组织，在孙中山和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率先实现了政治合作，建立了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中心的国共旅欧统一战线，开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先河。周恩来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促成国共旅欧统一战线的建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在理论上分析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周恩来在《赤光》杂志上多次发表文章分析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在《革命救国论》一文中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要群起来做国民运动，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工业先进国的无产阶级要日夕图谋阶级斗争，以便打倒国内资本主义；同时更应联合起来一齐向压迫阶级进攻，也正如压迫阶级以国际资本进攻被压迫阶级不分国界一样，而且当前他们自己引起不可避免的国际战争时，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日子便到了。只要弱小民族的国家力量胜过一时的侵略者，无产阶级的团结力胜过当时的统治者，则一个革命的爆发，也成了自然之势……更足以证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实有联合的必要和可能，且世界革命的伟大工作也正要在这个联合中期待实现。”[5]74鉴于以上分析，周恩来在其著作《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中明确指出“能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5]83。在《北洋军阀的内哄》一文中他再次强调“我们国民革命派在此北洋军阀内哄的混战中，须严密我们的战线，严防我们的敌人——军阀和其所勾结的帝国主义列强——才不致为敌所乘而打散我们的集中势力”[5]95。周恩来通过这些文章在理论上正确分析了建立广泛的革命联合战线的必要性，为建立国共旅欧统一战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2.在实践中坚持国共合作，促成国共旅欧统一战线的建立
周恩来不仅在理论上分析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而且还在实践中坚持国共合作，促成了国共旅欧统一战线的建立。周恩来领导的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号召，很快就与国民党旅欧支部的王京岐取得了联系，并达成了协议，决定旅欧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周恩来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驻欧党组织迅速扩大到法国的巴黎、里昂等地以及德国、比利时等国。周恩来还十分注意强化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为此，他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将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始终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除了与国民党合作外，周恩来还注意团结旅欧各阶层华人，形成更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使留法的大部分人员团结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为中国革命而奋斗。如1923年夏成立的“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就是我党联系党外华人的重要渠道。总之，周恩来在旅欧期间摸索出的统一战线经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进一步壮大了我党志同道合者的队伍，对于当时正在深入开展的国民革命运动以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结 语
综上所述，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经过反复推求比较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自觉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做斗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周恩来在旅欧期间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概念，但他已经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上分析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并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些基本思想，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在实践中推动统一战线的建立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78]。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对推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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