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火会
你知道救火会是什么吗?
救火会就是消防队，它是个舶来品，最早诞生于上海租界。1852年(清成丰二年)，公共租界有两家洋行建立了两个义勇消防队。1866年(清同治五年)，工部局成立火政处，即火政委员会。在公共租界有了救火会的17年后，法租界才有了自己的救火会。
晚清时的上海，虽然有了县城，而且管辖苏州、松江两府，一个直隶州太仓的苏松太兵备道也从太仓搬到了上海，但没有专门负责消防的。在华界的老城厢，一旦发生火灾，出来救火的就是绿营的兵丁和衙门里的差役。
有道是水火无情，官不办则民来办。民间出面办消防的是社会慈善机构，在上海比较有影响的有厚仁堂(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果育堂(1858年/清咸丰年八年)、济善堂(1863年/清同治二年)和赞育堂(1869年/同治八年)等。一有火灾，这些机构就鸣锣为号，聚集人马奔赴火场。
开埠后的上海华界，随着工商业的发达和人口增多，发生的火灾也随之增加。于是，单靠这些慈善机构开办的“堂”来担当城市的消防是难以维系了。此时，又有民间士绅出来组织救火团体，名字是无堂有社，叫做“水社”、“救火社”等。到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分布在上海县城内外的民间救火团体已达几十个。此时，联合已是形势所迫。从内部来看，联合有利于灭火抢时间，并消除争水等内耗，不误灭火和救援；从外部来看，以阻挡租界洋人提出的因华界火政不良而要让租界救火会前来华界救火并承办保险等要求。上海地方领袖李平书说，“主权攸关，力持不可，建议改良内地火政”。于是，在1907年成立了华界救火联合会，统一和仂调华界的救火，并由李平书任会长。
到了民国时期的1919年，上海的华界成立五个救火会，分为东、南、西、北区和浦东区。10年后，又根据《义勇消防事务管理规则》，把22个救火会划归上海市警察局管理，分为：沪南区救火会7个，沪北区救火会7个，沪西区救火会2个，江湾区救火会1个，吴淞区救火会2个，浦东区救火会3个。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租霈肖失，上海全市的救火实现一统，归上海市警察局领导。局下设消防处和消防总队，处下没中央、新闸、虹口、杨树浦、静安寺、宜昌路、嵩山、吴兴路和新开河等9个区队。到1948年，又成立了直属警察局管辖的救护总站。此外，全市还有民办救火会26个。
余生也晚，我所见的救火会，有距离老房子不远的淮海公园隔壁、建于1911年(清宣统三年)的原宝昌路救火会，还有一度上下班路过的吴淞路武进路口、1852年问世的第一个由外侨组成的义务消防队(原沈家湾救火会)和乌鲁木齐北路愚园路口、于1922年成立的静安寺救火会。自从上海有了救火会，“沪上火政之善甲于全国”。上海之所以能走在全国的前面，当然是靠它的软件和硬件。
救火队员
《密勒氏评论报》是美国人在上海的第一张英文报纸，发过埃德加斯诺著名的《西行漫记》，其主持人约翰本杰明鲍惠尔对上海的业余救火队员有过文字记录。
1917年到上海的鲍惠尔，住理查饭店(今黄浦路15号浦江饭店)。到沪不久，附近就发生一起火灾。他见到大多的救火员都身着晚礼服或黑色燕尾服，衬以雪白的衬衫和蝴蝶结。原来这些业余志愿者正在参加宴会和晚会，来不及换装。反正不用担心，这些被弄脏的漂亮衣服所需的洗烫整补开销，均由租界当局买单。
在租界业余救火队员中，老外不少。鲍惠尔说这些人身价不低，不是公司的大班就是二级职员。据1866年(清同治五年)的一个统计，此时的公共租界有职业救火队员48名，均为老外。不消说，与鲍惠尔1917年目睹时的比例一样，还是业余远远大于职业。
华界也是如此。救火会人员分为义务和雇佣两类。义务就是没报酬的自愿者，有火警则救火，与老外一样，只发铜帽、衣裤和皮靴等一干救火行头；而雇佣则是有月薪的专职，需常驻救火会。据1935年的统计，在全市21个救火会里，仍有义务队员900人，雇用为150人。
在救火会门顶的石头中间，鲍惠尔读到这么句话：“我们跟情人战斗。”与这样的情人战斗，有荣誉但也充满危险。这位老资格的新闻人说，“这个救火队是上海洋人社会无数的笑话标的。同时，也有非议那些救火队员的。”因为他们救火看菜下碟，如着火的是默默无闻的外国人，救火就从容不迫。这样，扑灭之际往往也就是一切烧光之时。这还酿出一场租界与华界、洋人同国人的风波——1893年10月19日，上海机器织布局发生特大火灾，损失150万两白银。着火时，数次数人求救公共租界救火会均无果。对此，就连老外把持的《字林西报》都大批这些人见死不救不应该。
此外，还有各商会的消防队。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到上海的德国铁路中国财团代表恩司诺(A.H.Exner)，在他的经济报告中有此记录：赶到火场的商会消防队，立即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注意围观人群，不要让人来偷东西；另一部分去火中抢出值钱的东西，放到安全的地方。”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火政处设有10支救火队：“灭火龙”救火队、法租界钩梯队、抢救队、上海救火队、虹口救火队、金利源救火队、“水枪”蒸汽救火队、法租界公董局救火队、水上信号队、维多利亚蒸汽机车队。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法租界救火队分离出去，火政委员会取消，各救火队由警务委员会控制。
对于法租界来说，“1869年最令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就是成立志愿消防队”，法国人夏尔梅朋、让傅立叶在他们合作的著作《上海法租界史》(1929年出版)中如是写道。
这两位法国人还告诉我们，“这个机构在几年内就大大地扩大并且臻于完善，如今它拥有许多大城市都会引以为豪的设备，增添了有真正才能的内行，是直接从巴黎这个大城市来的，还有训练有素的中国助手……这个机构一直享有无与伦比的盛名，这完全是它应得的，这支勇敢的队伍为全体侨民作出了无法估价的贡献。”
到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法租界的救火组织已经自立门户，下设五个救火站：中央站、车站、公馆站、西站、顾家宅站。可毕竟姜还是老的辣，经验还是比早于它办救火会的公共租界来得弱一点。当1929年2月28日，法租界内的江南大旅社发生火灾时，法租界救火会不得不求助于公共租界救火会。翌年，法租界公董局决定解散救火会，以作为公董局附属机构之一的火政处取而代之。
瞭望台·火警钟
说完软件再讲硬件。救火会的硬件，说来主要就是装有火警钟的瞭望台、灭火的救火车。
当初，不像今天这样拨打火警电话报警，要靠人在高处瞭望发现火情。凡有救火会处，必有瞭望台，瞭望台成了救火会的标志。“高耸似乎塔架，分五层，以梯盘旋而上。”(《沪游杂记·火警钟》)
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那时的瞭望台，“高耸以塔架，分五层，以梯盘旋而上”。正如竹枝词所写：“救火会全凭瞭望台，警钟一响敢迟回?头冠铜帽车行快，路上行人尽避开。”
现存的瞭望台，有吴淞路武进路口原沈家湾救火会高约20米的六角形瞭望台，为上海和中国的首座。另一座也小有名气，是建于1909年(清宣统元年)，位于中华路上高37.5米的小南门警钟楼。
自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在中央巡捕房钟楼首设火警瞭望员后，瞭望台是一天24小时值班，一旦发现着火就敲钟报警。最早的报警钟，公共租界的两处分别在三马路(今汉口路)和闵行路；法租界则在嵩山路。
上海滩最早敲响的是1871年工部局从英国买来的铜钟。1870年，董事会投票通过一项决议，给救火会一笔500两捐款，用来造一座放置报警钟的钟楼。原来是准备放在英国教堂的花园里，后来放在工部局的院子里。
钟大才声响，楼高才传得远。就说小南门中华路上的那口铜钟，它重4800磅，高39寸，安放在325米高的楼上。它于1909年由李平书决定设立，造楼者是求新船厂老板朱志光。楼顶还设有日夜有人值勤的瞭望室，一遇火警立即鸣钟。于是，“各处水龙闻声赴救，颇称迅速”。
鸣钟报警，采取以敲钟次数的不同来表示起火地。有道是：“乱钟初敲莫慌张，几下分清按地方。但愿听来非本界，尽堪高卧不提防。”(朱文炳·海上竹枝词)
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报警是第一次警先敲钟5分钟，之后就以敲钟的次数不同来表示火警所发生的地方：鸣钟一下，火警发生在外白渡桥；鸣钟四下，为南京路至延安东路之间；鸣钟八下，那起火的地方就是在浦东或是黄浦江上的船只。
还有另一种表述为：在公共租界的美租界是一声一停。而在公共租界的英租界里，在大马路(南京东路)北是二声一停，在大马路南是三声一停；在虹口是每隔10秒敲一响，在苏州河到南京路之间是每隔10秒敲两响，从南京路到洋泾浜(延安路)是每隔10秒敲三响。到了法租界，每隔10秒敲四响，四声停。
到了华界的小南门，鸣钟响一下是表示比警在上海县城内肇家浜西到中华路，两下是城内肇家浜北到人民路，三下是十六铺到董家渡大街北，四下是董家渡大街南到沪杭铁路，五下是西门外到西区。
如果起火在租界和华界的交界处，那钟声敲响后，还得仔细分辨才知道火在何方。
报警除了瞭望台的火警钟，还葡每关及外轮上的旗灯，包括鸣枪等形式报警。六勿山房主人在《申江百咏》中如此描写：“昼分旗色夜灯光，高挂空楼辨四方。鸣则惊人诚美器，关心莛击奠张皇。”
在公共租界之美界，白天挂美国旗而夜间亮红灯；在英租界则是白天挂英国旗而夜间亮红绿灯；在法租界也是如此，白天挂法国旗而夜间亮绿灯。最早挂旗悬灯报警的是英国火轮船公司，于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就在外滩的公司旗杆上执行了。
除此之外，还有黄浦江中船鸣笛一刻钟，驻军鸣枪三声等报警方法。
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火灾报警的一次次革命，后来开始使用电铃电报来报警。早在1871年(清同治十年)，上海的公共租界就安装了第一台电传报警装置，连接了维多利亚救火队车库和中区火政分处之间。
两年后，工部局又建立了一条电报火警专用线，该报警系统完全独立。不仅连接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救火指挥机构火政处(包括了火政处总机师的住宅)，还连接了救火队和巡捕房等。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工部局采纳了中日电话公司的建议，把电话延伸到租界8个交通要道的巡捕亭，以利于及时报警。进入20世纪，电话在租界内普及，不但走进民宅，而且交通要道昼夜值日的巡捕亭里都有。如有火警，拨“中央366号”或“150号”报警是方便的。从那时起，火警钟退出历史舞台，但瞭望台上仍有全天候的值班。
对电话报告火警系统的又一次大改革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火政处的总控制室安装了一台50门的电话交换总机，使指挥机关与各区、分队的通话不再经过巡捕房或电话公司。另外，还在总机与各区队间安装了警铃线，在发出警报的同时，既以电话通知着火地点，又按响与相关区队的铃；如此双管齐下，保证了以最快的时间出警。当然，火政处总控制室和各区队的电话号码都——公布在报，构建全民防范的网络。
救火装备
灭火离不开救火车。
我曾操练过仿清的土水龙，这一灭火的家伙与车联为一体，实际上就是一辆消防车。与现在的消防车相比，只不过一不能载人，二要靠人推行。它有两个木轱辘，人站立于车前车后，用力上下压杆，把水吸上来，吐出去。说这玩意是清顺治年间从东洋传来，后又从上海传向内地。但这方面是“西人法制最精”。
1863年(清同治二年)，法租界救火会从梅纳洋行买了一台普通的手压水泵，花了8790法郎30生丁。对这一水龙，王韬在1875年出版的《瀛埂杂志》中赞叹：“势如骤雨洒空，滂沱四注，顿使祝融为之霁威。”
在没有自来水的日子里，马路中间挖掘了不少的井，储备灭火的水源。平时覆上铁板，救火时掀开取水。在水龙还靠人力时，如人手不够，路上的巡捕也一同加入。
在法租界，董事会与租界内许多包工头签订合同，在发生火灾时，由包工头提供一定数量的苦力协助救火。
随着科技的进步，土洋水龙被皮带车替代。先是马拉车，直到有了汽车。而美国的保险公司，一直是鼓动租界当局购买新式的救火车和救火设备。为了他人，也为了自己。
水龙人工换机械是在1919年的公共租界换上的马达泵。这样的装备，在远东是算得上第一的。到1934年，在公共租界内，消防设备已经走出救火会，进入社会房屋。这些消防设备是包括了水龙头、抽水接管、救火抽水机、灭泼器和外用灌水器等，当时装备7575所楼房，如同今天一般。此外，公共租界的火政处还设立工厂来制造和维修消防器械。
编辑：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