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开创出“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国革命新道路、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唯一宗旨、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它们“三位一体”而构成中国红色文化发展的灵魂、脊梁和路径，从而使红色文化成为认识与运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之客观规律的关键抓手，并在党的历史进程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
关键词：毛泽东；红色文化；“三位一体”；灵魂、脊梁与路径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6）02-0016-05
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无疑证实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欧洲大国由理论转变为实践的历史过程，从而使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确信中国革命应当由“走法国人的路”彻底转向“俄国人的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文化开始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转向。
这一“转向”既是深刻的、也是沉重的。一方面，旧民主主义文化发展虽然也像民族传统文化之优秀遗产一样而孕育着红色文化发展的数重精神因子（如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价值导向；等等）。但它难以成为红色文化发展的源流。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是因为旧民主主义文化无法用科学的理论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另一方面，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无论是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与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作理论斗争之时，还是自己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之时，都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难以具体地将理论思考的重心转向中国的农民问题。十月革命是依靠红军士兵和城市工人武装暴动而夺取政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是根据欧洲工业革命以后的发展趋势而将农民视为落后的、保守的、分散的社会阶层，断定其难以成为革命的依靠力量。这样双重的理论思维限制的确是难以突破的。党的“一大”提出要以工人运动作为党的工作重心；“二大”总结三次工人运动高潮失败的经验而提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三大”提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以使党成为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八七会议”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但都没有将之建构在如何解决农民问题的基础之上。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复杂难题，如果不能正确的解决农民问题，则无法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红色文化的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记录，也无法成为党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和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
因为由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所决定，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农民群众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生力军；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组织发动农民阶级起来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则民主革命无法取得胜利。由此而决定着党组织只能在敌人统治力量的薄弱的穷乡僻壤中予以生存和发展，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民群众作为改造对象和发展对象。而在农民小资产阶级似汪洋大海的农村，如果不能将党建设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则党也不可能发动组织农民群众从事革命斗争。因此，截止秋收暴动之前，红色文化的发展，只能说是处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关系之中。如果不能认识和运用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客观规律，则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红色文化的发展，就既缺乏正确的方向和途径，也缺乏生命力和战斗力，也难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之与时俱进、生气勃勃的历史写照。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讲话中解释“七大”的政治路线时说道：党内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右倾和“左”倾错误，是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是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因为他们都忘记了中国的农民；或是迁就地主和资产阶级而不敢领导农民运动；或是只搞工人运动和城市暴动而轻视农民运动。在中国，如果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你“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以农民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突破口”和“切入点”，而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则开辟出中国红色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和道路。
二
青年毛泽东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深受民族传统文化之“文化决定论”和新文化运动所提倡之“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双重思路的影响，而认定人心改造重于社会改造。解决近代中国民族危机和国家存亡问题的关键，是以体现“宇宙之真理”的“大本大源”改造国民劣性。这当然是唯心史观的思路，但也为青年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从人的精神风貌、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上认识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问题奠定思路基础。1921年1月，青年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大会的发言中，结合自己所读过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和《阶级斗争》三本书，总结自己亲身领导的湖南学生“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历史经验，认定中国革命惟有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从此以后，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亦即思考如何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改造人心和社会。
从党的“一大”到党的“五大”期间，毛泽东首先是总结自己领导湖南十数次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而认定中国工人阶级是最富予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特别强大，而且长期占据着大中心城市。而工人阶级由于人口太少，且无武装力量，难以推倒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统治，从而将理论思考的重心转向农民，发动组织韶山和湘潭的农民运动：建立党的组织、农民“雪耻会”、创办农民夜校，组织开展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然后总结农民运动的斗争经验而明确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只要几万万农民起来打到封建地主阶级，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社会政治基础将会崩溃。因此，农民问题不解决，国民革命无法取得胜利。而农民问题的解决，则需要革命政党领导他们建立农民武装、农民政权、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发动组织的湖南农民运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斗争方式开始形成，而大革命的失败则使毛泽东更加深入地认识到农民运动的意义，坚信它是积蓄和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唯一方式。
“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负命赴湖南发动组织秋收暴动。他不断突破“八七会议”的理论局限：先是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和“工农革命军的旗号”，继而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放弃攻打长沙而将目光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最终决定在罗霄山脉中部的井冈山地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沿途实行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立在连上，排班建立党小组，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将农民暴动武装改编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奠定组织和思想基础。同时，进军途中恢复和建立炎陵、茶陵等县党的基层组织、工农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落脚井冈山后又开展土地革命，开始形成以党的建设为核心、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之“四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道路，并将之确认为“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而运用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以争取全国各地的群众而配合红军的力量来举行“全国武装起义”的流寇主义方式，“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形成“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要有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以不断地总结“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经验而有效地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为此，就必须实施“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方针”，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和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因为当时“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正是通过贯彻落实“思想建党”方针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成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不是单纯地“占地为王”、“劫富济贫”的农民武装。“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道路，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是真心实意为工农群众办实事与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相结合的道路；是贯彻落实党的奋斗目标与工农群众生气勃勃的斗争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从而成为不断认识和运用中国革命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建设客观规律的中国革命新道路。毛泽东后来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要求全党进一步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在“结合”的斗争中创造符合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而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的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党，使抗日战争成为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
随后，毛泽东发动组织的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反对主观主义与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思想斗争，以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原则、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斗争目的，而以思想解放、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相统一的方式，有效地实现了全党团结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基础之上。至此，从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到实施延安整风，成为民主革命时期红色文化发展最为艰难、最为壮丽的历史进程。毛泽东为后来红色文化的发展开辟出并且奠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斗争宗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斗争途径。从而使红色文化的发展具有“灵魂”、“脊梁”与“路径”之“三位一体”的发展态势，开始走向认识和运用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客观规律、以及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
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红色文化的灵魂，是指它作为党和人民事业的“灵魂”而规定着红色文化的性质、内涵及其形成和发展的方向和前途。毫无疑问，红色文化历史地反映着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开创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正确道路和方向的历史。无论是物质层面，例如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战争地址；还是制度层面，例如党的文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也包括一些精神层面，例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等等，无一不是以其特有的内容和形式、本质与现象、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或者是以党与人民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来反映和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艰难历程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曲曲折折；而在将历史的客观条件和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相互碰撞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总结各个历史时期、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之内的特殊的历史经验；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地认识和运用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特殊规律，以及由此而认识和运用革命、建设、改革之与时俱进的总的规律；归根结底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来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这是红色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全面地系统地辩证地认识红色文化的性质、内涵、地位和作用的历史依据和和理论依据。正如毛泽东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如果不能坚持从这一“灵魂”的高度上认识和把握红色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性质和特征，则极为容易将红色文化的发展脉络理解为零碎化、割断化和偶然化的历史发展事件和人物，既不能认识红色文化所体现的历史本质和历史哲学，更不能据此以有力地驳斥历史虚无主义的指鹿为马、故意歪曲的历史谎言。红色文化其更为深刻的价值导向，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肘代化、大众化之无法替代的历史画面和雄辩实事的教育，则难以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四
之所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红色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脊梁，是指它作为党和人民事业的“脊梁”而引导着红色文化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方向和道路而历史地向前发展。毫无疑问，红色文化的各种类型、各个层面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无一不是历史地、生动地体现着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之与时俱进、实践创新的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以切切实实为人民谋切身利益而作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出发点；作为总结历史经验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落脚点；作为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而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化为人民群众生气勃勃之斗争实践的切入点；而使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创造出复兴中华民族之彪炳史册、振憾心灵的红色文化画面。例如：革命战争遗址和革命烈士及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无一不是生动地体现党如何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的斗争，而使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斗争中一步一步地将自己的切身利益与长远利益将结合；而不断地锻造和形成阶级觉悟与民族觉悟；而从群众斗争中培养群众领袖和英雄模范人物，以实现人民群众自己认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斗争目标。也生动地体现着各种类型的革命烈士和英雄模范人物，是如何以自己的坚定的信仰、坚强的意志和出色的斗争才能来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又如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红色文献，深刻地体现着党的各级组织根据党的中心任务而加强党的建设，以为人民利益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奋斗历程；深刻地体现着根据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而不断地保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地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和不骄不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奋斗历程；不断地将党的先进性质、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实现路径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奋斗历程。正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所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而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而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如果不是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红色文化就不能始终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方向发展，而成为与时俱进、实践创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因此，为人民服务作为红色文化的脊梁，是其核心的价值导向，是深入理解其之所以具有超越时空的精神魅力的关键所在。如果不能坚持从这一“脊梁”的高度上认识和把握红色文化，则极为容易将红色文化浅层次化、娱乐化、或就事论事化。其深刻的价值导向，即作为塑造人们世界观、人生价值观的作用就难以发挥。
五
之所以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红色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正确路径，是指它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路径”而指引着红色文化是如何沿着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和方向而向前发展的；是如何实现着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正确处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政治路线（群众路线）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体现。红色文化的各个历史层面、或者说是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工作领域的斗争实践、各种类型的革命烈士和英雄模范人物的成长事迹，无一不是体现和反映着这样一个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斗争中，无论是勇于开拓斗争局面，还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都要切实遵循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有效途径，方能克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以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方针；在忠实地实践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斗争中，都要切实遵循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有效途径，方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克服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以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特别是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而发动组织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而奋斗；方能将党的领导作用与最为充分地尊重、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首创精神相结合；方能切实有效地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化为人民群众生气勃勃之斗争实践。正如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所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到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体现红色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正确路径，从而最为深刻具体地反映出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将认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的客观规律、党的建设规律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规律合而为一的历史画面。如果不能坚持从这一“路径”的高度上认识和把握红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则难以理解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与时俱进的体现、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画面。红色文化其深刻的价值导向，即个人的才能素质只有在为人民服务的斗争中、在与人民群众的智慧和需要相结合中，才能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红色文化发展之灵魂、脊梁和路径“三位一体”的有机统一，是毛泽东留给我们丰富的思想遗产和精神遗产，也预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终将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责任编辑：周育平